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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乐强: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理论及其哲学意义的再思考

摘要:使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理论。针对这一问题,当代国外学界存在三种代表观点或批判:一是认为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二是认为使用价值在本质上是马克思根据抽象人的需要而设定的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逻辑,根本解释不了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换;三是认为马克思赋予了使用价值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将其视为人类解放的最终依据。文章在逐一回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诠释了马克思使用价值理论的科学内涵及其哲学意义。


综观当代国外学界,可以发现,关于马克思使用价值理论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以保罗·斯威齐为代表。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科学,因此,作为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二是以鲍德里亚为代表。他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马克思完全从“自然的”人的需求来理解使用价值,这样,就预设了使用价值的中立性和无罪性,于是,“使用价值和需求借助于唯心主义的人类学逃脱了历史的逻辑,以一种永恒的形式被铭记:这就是物的有用性的永恒性,拥有需求的人对物的占有的永恒性”。对此,鲍德里亚批判道,这完全是马克思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幻想,使用价值决不是无罪的,而是由抽象的需要体系和交换价值制造出来的,在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拜物教。因此,当马克思赋予使用价值优先性,并力图通过使用价值来颠覆交换价值,建构无产阶级解放路径时,恰恰陷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

三是以萨林斯等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的使用价值逻辑完全是一种以有用性为基础的功利化逻辑,并不适用于原始社会,因为在后者那里,真正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文化理性和象征逻辑。这也表明,以实践理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历史原理,而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知,根本不可能为我们理解人类历史提供科学指南。也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文化理性和象征交换逻辑,认为它不仅适用于原始社会,而且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提出一种更为普遍的文化人类学。在他看来,只有以象征交换和文化理性为支点,才能揭开人类历史发展的神秘面纱: 所谓生产不单纯是基于需要的使用价值生产,更是文化秩序本身的生产;历史也不单纯是物质发展的历史,更是文化图式得以延续和传承的历史,这恰恰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独特之处。

同样,鲍德里亚基于莫斯的礼物交换和巴塔耶的无用性逻辑,对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理论做出进一步的批判。他指出:“在象征性交换中,礼物是我们最为切实的实例,物在此不是一种物:物不能脱离它进行交换的具体关系,同时也不能脱离它在交换中所要转让的部分:物并不那么独立。确切地说,物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经济的)交换价值。给定的物所具有的是象征交换价值。”由此认为,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化逻辑,完全不适用于原始社会。针对这些观点,我们如何回应?在这方面,国外学者罗斯多尔斯基和国内学者仰海峰、张一兵教授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相关问题做出了重要回应,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仔细观之,可以发现,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在此,本文围绕上述观点展开系统分析,在批判性地回应当代西方学者的基础上,全面澄清马克思使用价值理论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意义。

一、使用价值在何种情况下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价值量的分析构成了他们研究的重心,而价值形式和使用价值问题则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理解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的生产形式。因此,他们自然理解不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更认识不到使用价值在不同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经济功能,而只是简单地将后者视为一种自然属性,排斥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作为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人和扬弃者,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一刀切,而是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情况:“同经济的形式规定……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

以此来看,第一种情况是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它包括三种类型:

1.自然物的使用价值,比如,空气、水、天然草地等等。

2.仅仅作为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虽然它不同于自然物,是人的劳动产物,但它也只是作为使用价值存在,并不具有形式规定,因而也不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3.简单流通(W-G-W)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劳动产品相比,商品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一种使用价值,更是一种价值关系。然而,在简单流通中,“使用价值,即内容,商品的自然特性本身,不是作为经济的形式规定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也不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第二种情况是作为特定形式规定的使用价值。在这里,它除了作为一种使用价值外,还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规定性,成为社会关系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就必须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货币形式。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与其他商品一样,它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又与其他商品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那么,贵金属为什么会从众多商品中脱颖而出,成为货币关系最适宜的承担者呢?其中,使用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于作为货币关系的主体,即货币关系的化身的贵金属的研究,决不是像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政治经济学如果不研究贵金属的使用价值,就无法准确理解货币的形成和发展史。

2. 劳动力商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生产过程,更是价值增殖过程,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决不能像简单商品流通那样,随着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消失,相反,它必须要在使用价值的消费中保存和增殖自己。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只有一种商品能够满足上述条件,即劳动力商品。从这个角度而言,劳动力构成了资本得以存在的根本前提。因此,如果政治经济学不研究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那就永远揭示不了资本增殖的秘密。

3. 工资。在马克思看来,与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取决于生产这一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然而,又与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不是一种看得见的现成物,而是鲜活个体的一种能力,必须要以活的个体为存在前提。因此,劳动力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个体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每个个体生命的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就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直接影响劳动力价值或工资的关键环节,因此必须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4.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及其周转方式。从物质条件来看,劳动过程表现为各种劳动条件的总和,即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活劳动;从形式来看,前两个要素表现为不变价值,而劳动则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东西。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之前,虽然这些不同部分都是以使用价值的形式存在的,但它们本身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存在形态;相反,这三个部分只是表现为资本在量上的不同分割,表现为资本量的关系。然而,到了机器大生产阶段,一切都改变了:在这里,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已经不再单纯地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存在了,而是在物质形态上取得了各自的独立存在,劳动材料和产品表现为流动资本,而劳动资料表现为固定资本。一方面,使用价值上的差别,演化为资本存在形态上的差别。另一方面,这种使用价值上的差异,也导致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周转方式的不同:第一,固定资本要想实现为价值,它必须作为使用价值保留在资本家手中,或者说作为物停留在生产过程之中;相反,流动资本,特别是构成工资的流动资本,只有被让渡出去,才表征为资本的价值,当它被保留在资本家手中时,它只是自在的、可能的价值,而不是实际的、自为的价值。第二,从流通形式来看,固定资本作为使用价值从不离开生产过程,也从不进入流通过程。它只有作为价值才进入流通过程,而它进入流通的数量,只限于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耗的那一部分,余下的仍然作为使用价值停留在生产领域;相反,流动资本则不存在形式和内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这种区别,为了成为交换价值,它必须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流通,必须作为使用价值被转让。因此,流动资本不仅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流通,而且作为价值也进入流通过程。第三,从周转时间来看,由于固定资本只有作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形式,才能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它的周转时间是与它作为使用价值的耗费时间相对应的,只有当它的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全部被消耗完,它的价值才会全部被再生产出来,即从流通中流回来,所以,它的再生产时间取决于它的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被消费的时间。而流动的资本则不同,它不仅作为使用价值而且必须作为价值完全进入流通,就每一次再生产过程而言,都是流动资本的一次完整的生命活动。因此,它的周转时间并不取决于自身使用价值的消耗时间,而是取决于流通时间本身。第四,从价值回流的形式来看,投在固定资本上的那部分价值,是由资本家一次性地全部预付的,但它只有通过逐步转移的方式,在较长时期内才能实现回流;而流动资本却是在短期内一次性地全部实现回流。以此来看,如果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根据它们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划分的,那么,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则根源于它们自身的使用价值及其所导致的周转方式的差异。因此,在研究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时,使用价值就必须作为经济范畴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否则,就无法准确理解它们的科学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5. 地租。肥力程度、所处地段等等只不过是土地的自然属性,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并不构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一旦涉及到地租,就必须研究这些自然属性。在这方面,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是有意义的。他指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只有将原来肥力较差的土地不断纳入耕种,才能满足需要,这样,依据土地肥力的下降,会依次产生级差地租。这一理论虽然存在重要缺陷(忽视了绝对地租和另一种形式的级差地租),但它毕竟看到了使用价值对地租的影响。后来马克思进一步完善道,除了李嘉图所说的以下降序列产生的级差地租外,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级差地租,即资本连续投在同一块或不同土地上,由于土地肥力的改善程度不同,导致资本的收益率也存在较大不同,进而产生一种上升序列的级差地租。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须研究土地自身的使用价值。

6. 剩余价值实现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不仅是商品,还是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它虽然是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但它的实现却只能在流通中完成,其中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就是商品到货币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量及其需求量的多少,就是直接关系到剩余价值能否顺利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如果说在简单流通中,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还停留在形式上,那么,在剩余价值的实现中,这一矛盾已经达到了尖锐的程度。“这一次,这个矛盾不再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只是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差别,而是表现为:由使用价值来估量产品,在这里被断然规定为由交换者对该产品的总需要,即由总消费量来估量产品。”如果说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价值是主导因素,那么,在剩余价值的实现中,使用价值的需求量则成为主导因素。作为一种特殊的质,使用价值有着特定的用途和特定的量,一旦它超过一定界限,也就不再被消费者需要了。“因此,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在自身中含有某种限制,即对该产品的需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现在不是由生产者的需要来计量,而是由交换者的总需要来计量。当不再需要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时,该产品就不再是使用价值。产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由对它的需要来计量的。一旦产品不再是使用价值,它也就不再是流通对象(因为它不是货币)。”因此,在流通过程中,剩余价值实现遭遇的“第一个限制就是消费本身,即对该商品的需要”。此时,使用价值量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它远远超过了社会需求的限度,就必然导致相对过剩,出现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引发剩余价值实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也必须作为经济范畴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斯威齐断言政治经济学不研究使用价值时,恰恰忽视了第二种情况; 而当鲍德里亚断言使用价值完全是由交换价值决定时,恰恰忽视了第一种情况。在这一问题上,罗斯多尔斯基和仰海峰教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象征交换之谜的破解: 使用价值是一种形而上学吗?

马克思指出:“物对于人类生活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就此而言,使用价值一方面反映了物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标示着人与物之间的效用关系。那么,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是否像鲍德里亚所批判的那样,是根据抽象人的需要而设定的一种形而上学?如何理解原始社会中使用价值与象征交换的关系?

首先,马克思所讨论的“人”并不是一种抽象人,而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存在的现实的个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确从人类存在的一般前提入手,讨论了历史存在的物质基础,但这里的人决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一般人”,也不是施蒂纳的唯我独尊的“唯一者”,而是现实的个人。不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都始终坚持从特定的社会关系来分析现实个人的社会属性,反对将人理解为“抽象人”或孤立的“自然人”。从这个角度而言,将使用价值判定为依据抽象人的需要所做的一种形而上学假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点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任何个人都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存在的现实的个人,决不能抛开社会关系抽象地谈论人的需要,否则,那就真的成为一种形而上学了。而马克思一开始就是坚决反对这一思路的。

其次,从自然需要到社会需要:人的需要的历史发展。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改造客观自然界,使其转化为属人世界,成为人化自然;另一方面,也改造了人自身的内在自然(自我改变),包括人的需要形式、社会联系和主观世界等等。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随着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满足人的需要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但在整体上,人的需要始终没有超出本能的自然需要,即为了维持人的生命而不得不满足的生理需要,比如最基本的吃、喝、穿、住等,这是一种由自然必然性所规定的直接需要,这也决定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目的,只是为了使用价值。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则打破了这种需要的直接性,在这里,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资本必然会越出自然需要的界限,有目的地制造出一些新的需要。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所谓自然需要是由人的“吃、喝、穿等”的“自然必然性”所引发的需要,这是一种非常有限需要,它构成了传统社会的主导形式。与此不同,现代社会的需要一开始就不需是一种自然需要,而是资本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社会需要。马克思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在这种发展状况下……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需要。”以此来看,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人的需要决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不断变化发展的,具有典型的历史性。这一思路与形而上学存在天壤之别。

再次,使用价值具有双重维度,即人类学维度与历史维度。从自然物到劳动产品再到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演变表明,使用价值本身具有双重维度: 一是人类学维度,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科学抽象; 二是针对具体社会形态的历史维度。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使用价值具有普遍性,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使用价值的占有方式却存在较大差异,完全打上了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印记。比如,在原始社会中,使用价值由共同体共同支配,这与使用价值的个人占有,以及通过交换而获得使用价值的方式存在本质差异。再譬如,与自然物和劳动产品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为我的,而是为他的,是一种社会性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绝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被生产出来的。如马克思所说:“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因此,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必须要严格区分使用价值在何种情况下处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又在何种情况下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决“不能像李嘉图那样索性把它抽掉,也不能像萨伊那样,只是把‘有用性’郑重其事地当作前提”。这双重维度是我们理解使用价值性质的关键所在,绝不能以历史维度否定人类学维度,也不能用人类学维度代替历史维度。就像物质生产一样,一方面,它是一切人类社会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也必然遵循这一规律;但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关系的存在,物质生产又被赋予了全新的特征:不仅是一般劳动过程,更是价值增殖过程。因此,要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独特特质,单纯停留在一般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相反,必须深入到价值增殖过程之中,方能完成这一工作。就此而言,当我们在研究使用价值时,也必须坚持人类学维度与历史维度的辩证统一,从一般层面深入到历史之中,准确把握使用价值在特定社会形态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属性。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来回应一下鲍德里亚和萨林斯对马克思的批判:

首先,使用价值是一种根据人的需要而预设的形而上学吗?答案是否定的。不论是对需要的认识还是对使用价值的分析,马克思始终坚持一般维度与历史维度的辩证统一,既反对基于“一般人”抽象地谈论需要,也反对将需要视为永恒不变的抽象假设,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历史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存在本质差别。

第二,萨林斯和鲍德里亚都认为,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功利化逻辑之上的,然而,二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却存在较大差异:前者试图通过象征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调和,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一种文化维度,进而弥补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这一工作从《文化与实践理性》开始,到《历史之岛》最终完成。与此不同,鲍德里亚则是要彻底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反对一切有用性逻辑,不仅包括使用价值,而且还包括交换价值和他自己所提出来的符号价值逻辑。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鲍德里亚的回答是:回到象征交换。这种做法,一方面体现了他反叛整个人类文明的无知立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乌托邦式的终极幻想。我们试问,在原始社会和未来社会中,人类难道真的不需要使用价值了吗?人们仅仅依靠象征理性,就能活下来吗?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象。不论何时,一般层面上的使用价值,都始终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前提。

最后,如何理解原始社会中使用价值与象征交换的关系?在这里,仍需坚持一般维度与历史维度的辩证统一。从一般维度来看,使用价值毫无疑问构成了整个原始共同体及其成员赖以生存的物质前提,因此,轻易断言说使用价值的有用性逻辑不适用于原始社会,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但是,为什么在原始社会中物的交换会表现为一种象征交换呢?要解答这一问题,就不能停留在一般维度上,必须进入历史维度之中。马克思指出:“在生活资料由社员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里,共同的产品直接满足公社每个社员、每个生产者的生活需要,产品或使用价值的社会性质这里正是在于其共同的性质。”换言之,在原始社会中,生活资料是由共同体共同占有的,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使用价值也必然归共同体统一支配,而依附于共同体的每一个“个体”,都不拥有使用价值或产品的所有权。这一点决定了,每一个交换者及其交换的物,均不具有独立性,任何个人都没有资格和权利,将物作为独立的使用价值用于交换,否则的话,这就不是产品交换,而是商品交换了,这恰恰是与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完全相悖的。因此,在这种关系中,能够被用于交换的物,决不能作为使用价值存在,更不能作为交换价值存在,而只能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礼物,这正是原始社会象征交换的秘密所在。以此来看,象征交换决不是对马克思使用价值理论的证伪,而是对后者的进一步证明。

三、使用价值逻辑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的最终依据吗?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解放逻辑完全是奠基在使用价值之上的:只要打倒了交换价值,回归使用价值,人类就最终获得了自由和解放。这一观点带有很大的迷惑性。要回应这一批判,必须搞清楚人类解放的真实内涵。马克思曾用“共产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自由王国”等来称谓人类解放的未来社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使用价值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呢?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表现为财富的主导尺度,虽然也存在货币,但后者只是作为一种交换手段存在,并没有真正渗透和支配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进入商业社会,货币一跃从手段上升为目的本身,它不仅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还是一般财富的社会代表。它所激发出来的致富欲,完全“不同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例如追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的欲望,它只有在一般财富即作为财富的财富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它不再与具体的物,而是与抽象的交换价值即货币联系在一起,因此是无止境的。在这种致富欲的推动下,使用价值逐渐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生产活动不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一般交换价值;社会生活也逐渐从对使用价值的直接消费中摆脱出来,日益依赖于产品的出售。于是,旧有的关系逐步解体,货币流通逐渐扩大,整个社会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由此,人类社会也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随着货币到资本的发展,单纯交换价值的生产已然不够,资本不仅要生产交换价值,更要实现价值增殖,于是,现代市民社会也逐步从商业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完全沦为交换价值和资本的操控对象。那么,如何摆脱这种状况呢?马克思认为,一方面有赖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 另一方面,要建立政党,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无产阶级革命。

那么,问题来了,打倒了交换价值,回到一般性的使用价值,人类就最终获得解放了吗? 实际上,并非如此。马克思指出,在未来社会中,“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换句话说,在未来社会中,真正的财富既不是交换价值,也不是使用价值,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单纯回到一般性的使用价值,并不能真正彰显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最终归宿。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摆脱了资本关系的强制,回到一般性的使用价值生产,只是意味着,劳动不再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而是转化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以此来满足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在这里,劳动依然是个人谋生的手段,而分配只能采取按劳分配,后者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特征,这离马克思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还存在较大差距。实际上,回到使用价值,只是解放的第一步,因为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不论生产效率有多高,“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唯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节约劳动时间(即缩短使用价值生产时间),增加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时间,最终将劳动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使其转化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尺度,只有到了那时,“自由人的联合体”和“自由王国”才真正到来。由此可见,使用价值逻辑决不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最终依据,确切地说,这种标准应当是劳动解放:一方面将其从资本关系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将它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超越使用价值逻辑,使其上升为目的本身。

只有到了这时,人类才能获得最终解放。但这决不是说,第一,在未来社会中,使用价值不重要了,相反,它依然是未来社会存在的物质前提,“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脱离了物质生产,一切自由王国都是虚幻的。这一分析充分体现了使用价值的人类学维度与历史维度的辩证统一。第二,这种劳动解放决不是如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所说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游戏美学,而是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客观分析,所得出来的科学结论。因此,要准确把握劳动与自由的辩证法,就必须全面理解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哲学意义。


(文章选自《理论探究》2017年第5 期,转载自“南京大学哲学系”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