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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修:对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方案的三个追问

经过漫长的等待,MEGA2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将出版。来自出版社的最新消息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就是MEGA2第一部分的第五卷,将于2017年4月出版(作者注:本文原为2016年纪念《德意志意识形态》170周年所写,当时出版社已预告该书于当年出版。但至本文发表时,该书的出版时间推迟至2017年,目前更延宕至2018年5月。最新消息是,编辑者有意对原来的编辑方案作一些微调。),本卷将定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与刊印稿(Manuskripte und Drucke zur Deutschen Ideologie)”。据透露,相较于此前《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年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先行版(Vorabpublikation),最终问世的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方案不会有大的变化。[1]因此,总体上说,MEGA2版最终还是采取了由陶伯特(Taubert)在上世纪所领衔制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方案。

毋庸置疑的是,相较于已经出版的各个版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2版将会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文献学信息,许多内容是补白性和修正性的。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来说,即将出版的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方案恐怕不是一个理想的方案,相反,会是一个引起理论混乱的方案。尽管围绕陶伯特版编辑方案的争论由来已久,MEGA2编委会也为此组织过几次讨论,但无奈的是,十几年过去了,情况仍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在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将出版之际,本文将从思想史研究角度出发,反思MEGA2版编辑方案中存在的三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并不是要改变MEGA2版已成定局的编辑方案,而是希望客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避免随着新版的出现而陷入某些理论理解的误区。

一、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定位:季刊文集,还是独立著作?

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处理上的最大特色,是对文本相关文献群进行了总体性地“再认定”、“再发现”。然而,编者似乎并不是想通过文献上的查缺补漏,夯实《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定位;相反,新加入的文献只会增添人们在面对这一文献时的困惑:《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是不是一部独立的著作?

事实上,这正是MEGA2版希望读者产生的困惑。MEGA2版强调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起初并没有什么两卷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计划,有的只是些散见的文章。在先行版序言中,编者在介绍该书内容时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里出版的文稿表明,无论在1845年的春季还是秋季都不存在两卷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计划。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反对鲍威尔的文章开始批判黑格尔之后的哲学,这篇文章的草稿可以从流传下来的原始手稿中部分地重构出来。”[2]其实这就是陶伯特的观点。在此基础上,MEGA2版将许多过去没有被纳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和刊印稿纳入进来,这些新的文本通过编排,无声地暗示读者:《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计划本身是不清晰的、未定型的,看起来,它不像是一部独立的著作,而更像是由一堆不同作者的手稿组成的文集。

(1)一篇反驳鲍威尔的报刊短文是否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以往不同,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头不再是《序言》。一篇匿名报刊短文《驳布鲁诺·鲍威尔》被放在《序言》之前,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之作。MEGA2版第一次将这篇文章的作者认定为马克思,理由是:“鲍威尔抨击马克思,马克思回应。没有证据和值得信服的理由指明恩格斯是合著者。”[3]于是,正如编者所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果然是“用反对鲍威尔的文章开始”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驳布鲁诺·鲍威尔》置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首呢?理由有两条:首先,按照MEGA2编辑的时间顺序原则,这篇文章写作时间是1845年11月20日,其他手稿的写作时间都比它晚(且不论陶伯特推测其他手稿开始时间的依据);第二,在内容上,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反驳鲍威尔对《神圣家族》的批判的,而如前所述,陶伯特认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动因,就是为了回应鲍威尔。在这篇文章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合作撰写批判鲍威尔的新文章,后者构成了人们所熟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部分。

不难发现,陶伯特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缘由的理解(回应鲍威尔对《神圣家族》的批判)和这篇反驳鲍威尔的短文构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一方面,如果相信她的这一观点,那么这篇短文理应放在开头;另一方面,如果把这一短文当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篇文章,那么她的观点显然成立。就此而言,把《驳布鲁诺·鲍威尔》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首,写作顺序的考量倒在其次,更关键的是印证了陶伯特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缘由和文献性质的定位:《德意志意识形态》起初并没有完整的计划,是从回应鲍威尔对《神圣家族》的批判的文章开始的。

捍卫陶伯特观点的人可能会说:既然这篇《驳布鲁诺·鲍威尔》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密切联系,而且又在写作时间上比其他手稿更靠前,将其放在开头,有什么错呢?不然要放在哪里呢?笔者并不否认,这篇短文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有联系。但是,一篇短文和一部著作“有联系”,就能证明这篇短文“属于”这一著作吗?当然不能。传统上认定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部分的手稿,往往要么有马克思明确的页码编号,要么有小标题或者提示性文字,这些文献事实足以证明其归属。然而这篇短文凭什么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因为写作时间吗?难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时期,马克思写的文章都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显然不成立。因为特殊标注吗?作为刊印稿,这篇短文没有什么特别的标注。难道仅仅因为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吗?当然,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主体部分也是从批判鲍威尔开始的,但如果据此就说前者属于后者,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由来已久,并不是从此时才开始的,而且此文中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也全无新意。

简而言之,套用MEGA2版的话说,“没有证据和值得信服的理由”表明,《驳布鲁诺·鲍威尔》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此,笔者主张,至多将其放入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的附录文章之中,而绝不应该将其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德意志意识形态》主体部分的写作是从批判鲍威尔开始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从马克思回应鲍威尔的一篇短文开始的。更重要的是,这篇短文也绝不足以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缘由。

 (2)《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是为季刊而组织的文集,还是独立的两卷本著作?

其实,MEGA2版更严重的问题不是开篇的安排,而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性质的根本判断出现了模糊。过去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期间计划合作撰写一部两卷本的著作,他们为此接触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商,而这部著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MEGA2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却没有打算把相关手稿编辑成一部著作。

陶伯特的做法其实是存在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她将所有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的手稿和刊印稿(包括赫斯、魏德迈的若干文章)都纳入,以实现文本资源的全面性,在论述纳入的理由时,往往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卷本著作的结构设计;另一方面,她又不愿意按照一部自成一体的著作的结构来进行手稿编排,并且强调,她的版本的优势就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和刊印稿都如原样地展现为独立的文章。而且,在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成书过程时,陶伯特也特别强调,马克思起初并没有写作两卷本著作的计划,并没有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命名著作的想法。只是因为赫斯带来了迈耶尔等人愿意资助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编辑一份季刊的消息,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开始着手,合作撰写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文章,并且和赫斯展开合作。[4]简言之,陶伯特意在强调,过去人们认为是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进行的写作,只不过是为了一份季刊,或者说,为了一个文集而进行的写作。这样,季刊文集的作者也就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也就不单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包括了赫斯,甚至还有魏德迈。按照这种观点,文集中只是一份份手稿,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存在严格的逻辑和内在的结构性。

事实上,陶伯特的这种观点并非其原创,而是有更早的类似观点存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MEGA编者提出,1845-1846年期间的一些手稿,可能并不像此前人们以为的那样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而是为当时打算出版的一份季刊而准备的。证据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马克思、恩格斯与赫斯的交往来看,1845年11月底,赫斯确实给马克思、恩格斯带来了季刊的消息;二是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人的往来信件来看,没有人直接提到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著作”的字样,因此,即使有时提到“两卷本的出版物”,也未必是指《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可能恰恰是指准备出版的季刊。[5]

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对1845-1846年期间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写作计划和手稿性质的一个新的判断尝试,不无合理性。它的合理性在于,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合作撰写著作的计划之外,还有其他的写作和出版计划,他们当然会结合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著作的写作和发表方式。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会改变想法,从而改变文本的内容走向、发表形式,《圣布鲁诺》章就是一个例子;而在文本完成之后,由于出版条件等因素的改变,可能起初属于某部著作的文章,后来却另行单独发表,赫斯的文章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但是,这种观点和陶伯特的观点是一致的吗?不是。这种观点的实质是:1845-1846年期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存在两个写作计划,除了人们熟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个更早的、联合其他作者为季刊而写作的计划。一方面,后者的存在,不代表前者的不存在,不能把前者统统说成后者;另一方面,就算两个计划涉及的手稿有重叠,计划之间有转换,也不能因此将后者的全部手稿统统算入前者。而陶伯特的观点恰恰走了极端:她把两个计划混成了一个计划。在她的编排下,1845-1846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包括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其他作者的一些文本,既都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然而又似乎都像是服务于文集的各自独立的文章。于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成了一个为季刊而准备的文集。

《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只是一份包含多位作者不同文章的季刊文集,还是一部两卷本的独立著作,不能只凭文献时间关系的推测来判断。事实上,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性质、作者、内容,马克思本人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1847年,马克思在《驳卡尔·格律恩》中指出:“这篇评论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的文献(Schrift)的补充。至于这篇手稿(Manuskripts)一直未能发表的原因,也许会作为‘德国出版界的现状’的续评在另一个地方向读者加以说明。”[6]马克思明确提到了几个要点:第一,存在一部文献(这里用的是单数名词“Schrift”,而非复数),其作者为两人,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该文献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三,文献可划分为清晰的两个部分,即对当时德国哲学的批判,以及对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第四,该文献已经有了可供刊印的手稿,但由于出版界等原因而未能出版。1859年,马克思再次提到他和恩格斯合作的这部文献:“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Manuskript)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7]这段话再次确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稿确实曾经存在,不仅总量很大,而且定稿为两卷,但由于出版商原因而未能出版。如果这是季刊的手稿,那么,没有一次性出两卷、一共却也只出两卷的道理。再加上两卷本的内容很可能分别对应明确的两个批判对象(德国哲学和社会主义),将这份独立的文献认定为一部两卷本著作,是最合乎情理的判断。

照理说,马克思本人的反复指认,已经是不容置疑、也不容忽视的一手证据了。加上恩格斯的回忆和指认,可以说,过去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文献定位是可信的。因此,陶伯特虽然在考证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却无法直面马克思本人的指认,无法回应一个基本问题:把一部已经可供刊印的、结构分明的文献,重新编辑成一部散乱的“文集”,是否符合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初的文献定位?而如果说这些手稿并不是有机地构成著作的手稿,只是多位作者为文集而写作的零散片段,那么,又凭什么将其统一冠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说到底,现存大量手稿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独立著作、而非季刊文集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还不至于更进一步,认定《德意志意识形态》根本不是一部著作。赫斯、魏德迈等人的创作当然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关系紧密,但是如何定位、如何编排,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文献定位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到理论关系的问题。无论如何,MEGA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名义下编辑出一个“文集”的做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对《费尔巴哈》章的处理方式:避免僭越,还是刻意解构?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的编辑方案,历来是马克思文献编辑中的一个争议性话题。MEGA2版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于是采取一种表面上“不作为”的处理方式,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陶伯特认为,此前关于《费尔巴哈》章的不同建构尝试都没有忠实于原稿,而新的版本做到了。“我们的版本则将7份手稿保持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留下来的原状。这只不过实现了一个寻找并找到了的全新开端:将手稿收录为7份独立的文稿,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8]换句话说,MEGA2版保持了最大的客观性,“不再建构《I. 费尔巴哈》章,不再继续从事未完成的事后编辑工作。”[9]乍听起来,这真的是一个最科学、最没有编者的主观干预的方案。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笔者认为,MEGA2版对《费尔巴哈》章相关手稿的处理,并没有真的避免编者主观的僭越,而是表现出浓重的主观色彩。MEGA2版绝不仅仅是将7份手稿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而避免后天的“建构”,而是通过不同寻常的排列方式,走向了刻意的“解构”。

(1)关于《未来哲学原理》的摘录是否足以纳入《费尔巴哈》章?

一般而言,《费尔巴哈》章的手稿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的过程中抽取、提炼出来的部分,这一部分构成了《费尔巴哈》章的核心,数量较大,也被称为“大束手稿”;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修订、增补《费尔巴哈》章的少部分手稿,也被称为“小束手稿”。过去各个版本的编辑差异,主要集中于对“小束手稿”的处理。但是,MEGA2版对《费尔巴哈》章的处理却不仅限于过去的“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而是将一张从未纳入《费尔巴哈》章的手稿插入二者之间,作为该章的准备性手稿。

这张手稿是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一书的摘录和批判。MEGA1版认为,该手稿写作于1846年10月左右的巴黎,而陶伯特将其写作时间认定为1846年1-3月间。然而,陶伯特从未给出认定该手稿写作时间的依据[10],她主要是基于对手稿写作缘由的推断而做出这种认定的。陶伯特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就是因为“在与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论战中,《未来哲学原理》再次居于中心地位”[11],为了回击鲍威尔对费尔巴哈和自己的批判,澄清自己和费尔巴哈的观点区别,马克思写了这一手稿,并在手稿中强调了“大束手稿”中的观点。“因此可以想象,此手稿是为了草稿的修订而成的”[12],“很可能”[13]是写于“大束手稿”成形之后。

对于MEGA2将这一手稿纳入《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且置于《费尔巴哈》章的“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之间的做法,笔者持保留态度。从观点上看,这张手稿确实符合这一阶段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篇回应鲍威尔的匿名短文一样,这不构成该文献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由。而且,从行文上看,这张手稿是针对《未来哲学原理》所做的摘录和批判,严格地讲,与其说是这是一张“手稿”,不如说,这是一张带有评析性文字的“摘录”。这和人们所熟悉的《费尔巴哈》章中无论是“大束手稿”还是“小束手稿”的大段陈述的风格都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笔者认为,这张文稿可以被认为是《费尔巴哈》章手稿写作阶段同期所做的批判性摘录,可以将其作为附录,但不足以认定其属于《费尔巴哈》章的手稿之一。无论是从写作时间上说,还是从文稿内容上说,MEGA2把它放在“大束手稿”之后的理由并不充分。

(2)对“小束手稿”内部顺序的调换是否经得起推敲?

在“小束手稿”中,有三份手稿的内容都带有“I. 费尔巴哈”的标题,也就是说,都是为《费尔巴哈》章的开头部分准备的。因此,如何编排这三份手稿的顺序,就成了一个难题。几十年来,陶伯特坚持她对这三份手稿的顺序判断,并将其观点体现于MEGA2版本的编排之中,但这种编排与之前的众多版本颇为不同,笔者也难以认同。

这三份手稿的内容是这样的:

(1)未编号的手稿,在标题“I. 费尔巴哈”下,首先有三段陈述,从“正如德国的玄想家们所宣告的”开始,到“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叫嚷”结束。[14]接下来,手稿上出现了“1.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的小标题,下一行写了“A”,再下面则是五段陈述,从“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开始,到“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结束。[15]

(2)被后人编号为“1”的手稿,在标题“I. 费尔巴哈”下有三段陈述,从“正如德国的玄想家们所宣告的”开始,到“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叫嚷”结束。[16]从细节上看,这恰恰是前述手稿的修订、誊清稿,也就是说,编号为“1”的手稿是未编号手稿前半部分的誊清稿。

(3)被后人编号为“2”的手稿,在标题“I. 费尔巴哈”下,紧接着就是“A.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的小标题,接下来是四段陈述,从“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开始,到“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结束。[17]

没有争议的是,未编号的手稿的写作时间先于编号为“1”的手稿。那么,如何判断编号为“2”的手稿的写作时间呢?首先,一般认为,这里两份手稿的“1”和“2”是由手稿后来的核心保管人员(很可能是伯恩施坦)连续编号的,在历史上,编号为“2”的手稿就放在“1”的后面,因此,判定手稿(3)写作时间晚于手稿(2),也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其次,从内容上说,前述两份手稿确认了标题“I. 费尔巴哈”以下三段陈述的地位,也就是先总括性地指出,要“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叫嚷”。在此之后,未编号手稿出现了“1.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的小标题,下一行写了“A”,显然,在这一小标题下,原本是要批判德国哲学的具体内容的。不过,未编号手稿并没有谈及这一内容,可以说是跑题了。而编号为“2”的手稿,在标题“I. 费尔巴哈”以下并未接任何内容,直接写下了“A.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的小标题,后续的内容,正是对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喧嚣叫嚷”的考察。在笔者看来,这里的“A.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正是对此前的“1.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 / A”的小标题的进一步调整,也正是对未编号手稿想要谈及的内容的补足。因此,编号为“2”的手稿很可能写于编号“1”的手稿之后,而且同样是由未编号手稿的内容所引发的。正因为有了后来编号为“1”和“2”的手稿,才不再需要给作为其底稿的未编号的手稿编号。

尽管历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各个版本的编辑有较大差别,但在以上三个手稿的写作顺序认定上,基本都认为编号为“2”的手稿是写在编号为“1”的手稿后面的,区别主要在对未编号手稿的后半部分的处理上。然而,陶伯特却认为,编号为“2”的手稿写作时间是靠前的,然后才是未编号的手稿和编号为“1”的手稿。那么,她如何解释编号问题呢?她认为,由于这些编号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做出的,因此根本不足为据。甚至,恰恰就是因为这些编号的存在,干扰了对文献写作顺序的科学判定。然而,究竟为何认定编号为“2”的手稿才是写在最前面的,在试行本中也没有给出任何依据。陶伯特只是强调,过去小束手稿的编号未必代表文献的写作顺序,却没有说明,她直接无视文献信息的做法,是否是科学的和严谨的。

总而言之,MEGA2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实已经不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费尔巴哈》章,读者能够在“大束手稿”之后看到一个关于费尔巴哈的简短摘录,然后是三个版本的写有章节标题的开头,而且,三个版本的理论关系也难以辨明。这样一来,过去最被重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章的部分便不再表现为一个具有逻辑结构的整体。不管是出于无心还是有意,这种对《费尔巴哈》章的处理方式,已经解构了作者原初的创作逻辑。

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定位:旧观点的辩护,还是新哲学的阐发?

不管今天MEGA2的编者如何自我标榜,毫不涉及理论理解的“纯粹的”文献学考证,只能是一个肤浅的幻想,甚至是一个危险的托辞。笔者以上提出的质疑,都不是对MEGA2编者的动机的批判,而是一方面针对其文献考证和编排中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根本性地涉及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主要是陶伯特)对马克思的思想史理解。归根结底,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方案不是先进的,而是落后的:表面上,它体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看起来更加客观、中立、就事论事;实质上,支配整个编辑方案的恰恰是陶伯特本人对马克思理论理解的落后观点——过度抬高《神圣家族》的理论地位,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变革锁定于《神圣家族》中朴素的自然唯物主义和人本学唯物主义,而将后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回应其他人对于《神圣家族》的批判的“应激”之作。

陶伯特对《神圣家族》的抬高是非常明显的,这和她在谈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时就事论事的风格相当不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自的回忆中都指出,他们形成革命性的新见解的时间是在1845年春天二人会见于布鲁塞尔之际,陶伯特却据此认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1844年8月合著《神圣家族》到1845年4月中旬恩格斯抵达布鲁塞尔这一时期内,获得了重要的新的认识。”[18]这样,她就把《神圣家族》强行拉入这个形成新认识的阶段,继而认定,《神圣家族》已经为这种新见解提供了最初构想。在这里,陶伯特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不严谨的逻辑偷换。于是,新的唯物主义不是诞生于1845年春天,而是在《神圣家族》之前就开始孕育,在《神圣家族》中就集中展现了。陶伯特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1843年底各自独立地完成了向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过渡。”[19]陶伯特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是什么呢?显然,既不是《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提出的“实践”原则,也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的历史科学批判,而是“在《神圣家族》中精辟阐述了”的“现实的人道主义”。[20]在陶伯特看来,这是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派别[21],它“已经与费尔巴哈哲学,同样也与……‘德国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德国哲学的社会主义’有了质的区别”[22]

既然《神圣家族》已经完成了质的区别,那么,后续的文本自然也就不可能再取得什么质的突破了。基于这种理论上的理解,我们也就毫不意外地看到,陶伯特提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作出的正面表述大多已经包含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之中。”[23]即便是谈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新批判,陶伯特也要说:“它重述了《神圣家族》中的一些重要表述,同时为新世界观的认识开辟了道路。”[24]于是,在陶伯特的详细的考证下,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25]也不过是对《神圣家族》发表后反响的一种回应。[26]本文不讨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文献学问题,但仍然要指出,陶伯特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时间的重新判定,最主要的依据也正是这种理论判断,而非文献学依据。

基于这样的理论理解,陶伯特也就不可能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费尔巴哈的系统批判和对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旧哲学的彻底清算。因为,这种批判和清算早在《神圣家族》中就实现了,只不过当时澄清不够,后来遭遇了误解而已。陶伯特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意并不在于哲学方面,而只是在于政治经济学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27]这恰恰是文献考证背后隐藏的理论定位:在陶伯特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其说是对新哲学的系统阐发,不如说是对《神圣家族》已有的旧观点的完善和辩护而已。

所以,和判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时间的方式一样,陶伯特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手稿写作时间的判定,几乎完全依赖于《神圣家族》的批判者们的文章所发表的时间。似乎马克思、恩格斯只有先读到其他人对《神圣家族》的批判,才有可能写出新文本。陶伯特甚至说,正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为了反击和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才产生的,所以就只能是在批判对手们的新作品发表于《维干德季刊》第3卷之后,该书的创作才是可能的;而且,因为这些新作品反映了批判对手们的新的发展,所以就不能认为,新的回应性创作是为了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春以来共同阐明新见解的计划。[28]难道不读《维干德季刊》第3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就只能停在《神圣家族》的阶段而无法转变吗?难道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演进的因素,就是这些批判对手们的新言论、新进步吗?难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要为了回应批判者而撰文,就不能同时系统阐明自己的新见解了吗?

说到底,《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什么重要?如果它仅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无数次理论论战中的一次,是某个未发表的季刊、文集中散乱文章、片段的不完整集合,它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它的重要之处恰恰在于其独特的理论定位。马克思说的很清楚:“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2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在出版的层面上合作(这种出版的合作总是可以包括其他作者),而且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形成了共同的见解,需要内在地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正是在这一点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忽视的革命性意义。然而,由于陶伯特等编者思想深处的理论偏见,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极不自然的方式,遮蔽了这种革命性意义。

注释

[1] 因此,本文对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方案的分析将暂以先行版(Vorabpublikation)为据,原文见:Marx-Engels-Jahrbuch 200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4. 中译本见:[德]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 [德]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发刊词,第2页。

[3] [德]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0页。

[4]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5] [韩]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赵莉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3-44页。译文根据原文有改动。原文参见:Marx-Engels-Werke, Band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77, S. 38.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页。

[8] [德]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9] [德]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10] [韩]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赵莉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4页。

[11] [德]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7页。

[12] [德]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

[13] [德]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

[14] [德]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7页。

[15] [德]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16] [德]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17] [德]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5-86页。

[18]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5页。

[19]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8页。

[20]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7页。

[21]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7页。

[22]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9页。

[23]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24]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6页。

[26]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27]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28]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5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页。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7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转载于“实践与文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