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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元:毛泽东晚年的忧患意识

摘要: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毕生都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目标而奋斗。晚年,他的实践受到挫折,他把这种挫折视为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挑战,并以大无畏的气魄、坚定的决心和意志进行了反击,努力地要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下去。他有信心,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忧虑,忧虑他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坚持下去,主要表现在对否定“三面红旗”的忧虑,对修正主义上台的忧虑,对接班人的忧虑,对“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忧虑,对身后“腥风血雨”的忧虑。

 

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毕生都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目标而奋斗。晚年,他的实践受到挫折,他把这种挫折视为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对他的挑战。他勇于接受挑战,以大无畏的气魄、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应对挑战,要顽强地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下去。他有信心,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忧虑,忧虑他为之努力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坚持下去,主要表现在对否定“三面红旗”的忧虑,对修正主义上台的忧虑,对接班人的忧虑,对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忧虑,对身后“腥风血雨”的忧虑。他晚年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是“忧”,二是“斗”。忧的是党变“质”,国变“色”;“斗”是为避免中国出现这两“变”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路线斗争、阶级斗争。

一、对“三面红旗”被否定的忧虑

晚年毛泽东曾认为,否定三面红旗不仅是否定他个人,而且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面红旗”是毛泽东作为他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向国内外推出的。所谓“三面红旗”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把这三项举措视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是社会主义建设三大法宝(这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一样),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道路,就必须高举这“三面红旗”;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就必须充分肯定这“三面红旗”。在毛泽东看来,是否坚持“三面红旗”是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三面红旗”的提出,本意是为了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多次提出,中国虽然进入社会主义了,但还很穷,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经济落后,白,就是指科学文化落后。一穷二白是中国的优点,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开展“大跃进”的年代里,他多次强调指出,“大跃进”目的是要激发大家,立志迅速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

1956年,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经过反右派的斗争,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1957年下半年的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决定7年“赶美”,毛泽东也表示中国15年“超英”。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时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东风(社会主义)压倒西风(资本主义),经济上苏联“超美”,中国“超英”。1958年相继提出三面红旗。首先提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动员令、号召书。在总路线的鼓舞下,掀起了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依靠干劲意志,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气概,实现经济发展的翻番。在总路线精神和大跃进的鼓舞下,全国农村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农村生产关系上来一个大变革。毛泽东的思路是清楚的:“三面红旗”总的精神就是总路线精神,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着眼点是鼓足人民干劲,又多又快建设社会主义。

通过大跃进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迅速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率。搞人民公社则是改变生产关系,一大二公,能够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面红旗”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迅速把经济搞上去,为了达到此目的,“三面红旗”从三个方面着手:总路线是总动员、总要求,明确目标,振奋精神;大跃进是通过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人的作用,依靠人民群众的干劲意志和他们的艰苦劳动来改变落后面貌,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公社化是着眼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又大又公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三面红旗”从精神动员,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人的能动作用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迅速提高生产力。这个考虑是辩证的周到的,但为什么实践的结果却没有尽如人意?原因就在于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情,没有完全认识到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不能只凭愿望、意志、热情出发。“大跃进”运动,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需要较长的发展过程,不是单靠一两次跃进就能由穷变富的,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奋斗。

“三面红旗”本身不是阶级斗争,但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却引起了国际和国内的高度关注。在国际上,赫鲁晓夫是很关注中国的“三面红旗”的,他一开始就是反对的,不仅要苏联国内(远东地区)不能学中国搞“三面红旗”,而且公开宣传“三面红旗”把中国经济搞糟了,使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导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赫鲁晓夫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强烈不满。中苏关系的紧张、破裂,赫鲁晓夫公开攻击“三面红旗”,是其重要原因。毛泽东认为,中国坚持“三面红旗”是要跟全世界“帝修反”作战的,在国际上,承认“三面红旗”这是肯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标志之一。

在国内,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引发了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首先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问题写信给毛泽东。之后“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集团”,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并把这场斗争作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大跃进”实际停止了,人民公社也作了政策调整(比如解散食堂),但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还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公开提出,“三面红旗”还要看一看,如果不好,以后可以取消。

从1963年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要求,“文化大革命”中把那些主张搞包产到户的各级领导干部当作“走资派”批斗。以后又多次提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中央可能会出修正主义,把“反修”斗争的重心从国际移到国内,跟刘少奇、邓小平要搞包产到户,动摇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包产到户就是单干,这是跟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背道而驰的。他忧虑,刚刚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农民,又要把他们引导到两级分化单干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并不是没有看到“三面红旗”实践过程中的问题,他并没有为“三面红旗”中存在的问题辩护。在党内高层,是他最早最坚决反对共产风,反对瞎指挥、高指标,提倡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人民公社作了许多重大政策调整,包括解散公共食堂,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明确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考虑到人民生活困难,口粮紧张,毛泽东禁止反瞒产私分,在多种场合,包括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是第一责任人。毛泽东看到问题,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但为什么不允许否定“三面红旗”呢?就在于毛泽东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是不能动摇的,任何困难都不会动摇,毛泽东当时的思维逻辑是:坚持“三面红旗”是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动摇和否定“三面红旗”就是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三面红旗”。

二、对修正主义的忧虑

晚年毛泽东深深忧虑中国党内出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提出反对修正主义是从国际“反修”开始的,开始是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把国际“反修”的矛头指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又把“反修”的重心移向国内。特别是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毛泽东虽然没有放弃对苏修的批判,但他最担心的是中国党内出修正主义,明确指出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中苏两党在一些问题认识上有分歧,引起两党之间的公开论战。中共指责苏共为修正主义,苏共攻击中共是教条主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进行了长达20年的反对以苏共为代表的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如何认识这场国际反修斗争呢?邓小平在1989年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已做了结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些现在我们也开始认为自己当时说的确实过时了,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

疏理毛泽东防修反修的思想脉络对于弄清毛泽东晚年的反修防修情结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早年革命时期是反对“左”倾路线起家的,到建国以后,就开始转向反对右倾,这集中反映在经济建设中的“大跃进”。为此,多次批评跟不上他的步伐的“右倾机会主义”。到1956年12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前后,毛泽东公开提出,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要注意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思想。修正主义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的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这是毛泽东公开提出反对修正主义。

毛泽东提出批判修正主义的背景,一是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人开始走向“修正主义”道路,以及南斯拉夫和波匈事件后,国家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二是国内反右派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出现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说这场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对于右倾机会主义,他认为就是修正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从此以后,毛泽东反修防修视线开始转向党内。“四清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防止党变修、国变色。在“文革”开始时,他大声疾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接班人,我们要把被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由此,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向“走资派”夺权攻打中央“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以反修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说:“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对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我们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这不是个别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毛泽东忧心忡忡地说,不忧虑不可能,忧虑啊!有些人表面上拥护我们,但一有情况就反对我们,有的人在我们生前拥护我们,但我们一死,就反对我们。毛泽东这里强调的是,在中共党内存在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性,把反修斗争作为“文革”中阶级斗争主要内容的必要性。

同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样,毛泽东把反修斗争也扩大化了。被毛泽东视作“修正主义”必须批判斗争的是这几种现象:一是在外交上针对当年的过“左”的外交路线方针而提出的带批评性的建议,被概括为三“和”一“少”,被批为同赫鲁晓夫一个“调”,或把主张要学习和研究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成功经验认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一类。第二类是对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在发展经济上采取一些灵活的政策和办法的,比如,在困难时期提出搞包产到户主张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些地方和中央的领导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类是针对一些领导干部特权自私、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这类问题在党内确实比较普遍,必须批评、批判,严重的还应该受党纪处理甚至刑事处理,但作为“修正主义”来对付也是不当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党风问题。所以,反修斗争出现了偏差。原因有二,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眼光观察人和事,必然“左”;二是从认识上,没有搞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

三、对“文革”的谋划和忧虑

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他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件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尽管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还是把它与领导中国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翻身解放并列,作为他一生的两件大事之一,可见它在毛泽东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毛泽东把这件事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说明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解决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的防修、反修、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提出并回答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超越。

毛泽东对发动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解决党内问题思虑已久。他一直在考虑解决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认为搞“文化大革命”才是解决的办法。1959年庐山会议,虽然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引发了在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党中央是团结的,没有发生分歧,刘少奇、林彪等都旗帜鲜明站在毛泽东一边,维护“三面红旗”。但1962年七千人大会,就反映了刘少奇在对困难形势的结论、在对错误原因的分析、在对“三面红旗”的态度等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的严重分歧,特别是刘少奇等人包产到户的主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主张代表了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的思想,在党内有一批人拥护刘少奇的主张。毛泽东认为,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有一批人拥护刘少奇,已经出现了背离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他决心要扭转这种倾向。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强调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各项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据这个“纲”,从1963年开始,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进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教育。运动进行到第二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发生了争论,刘少奇认为毛泽东的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认为这场运动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斗争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形成的二十三条,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纠正了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但毛泽东认识到,“四清”运动虽能解决基层党员干部的问题,遏制一下党风存在的问题,但解决不了党的高层问题,尤其是党中央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下决心搞一个能真正防止和反对党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因此而提上日程。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都在精心考虑中,因为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太重要,不能疏漏;二是因为发动“文革”的风险太大了,一旦有大的反复导致“文革”的失败,那修正主义就会上台,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会改变颜色。毛泽东对“文革”的精心投入正是他对“文革”能否成功的忧心。毛泽东的忧心是贯彻“文革”始终的。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就表示了他对“文革”可能失败的忧虑。

四、对接班人的忧虑

毛泽东晚年时期,关于接班人的心事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由于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毛泽东常拿斯大林说事,说他虽然定了马林科夫为接班人,但没有放手让他握有实权,到第一线去历练,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就利用马林科夫的软弱,篡夺了苏联最高领导权,这是个教训。我们党应吸取这个教训,一是多设几个副主席,形成一个防风墙。二是他退居二线,让年轻的同志到第一线取得经验树立威望。1959年,由于他的请求,中央同意他辞去国家主席,由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鉴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的教训,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1964年6月,在十三陵水库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标准:要懂得马列主义,懂得多一点最好;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要团结同志,有事要多和同志商量,不能个人说了算;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要注意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并反对错了的同志;错了要作自我批评。

刘少奇是毛泽东确定的第一个接班人,如果从党的七大算起,从1945年到1966年,刘少奇当了21年的接班人。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对刘少奇还是很信任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形势提法上,在困难原因的分析上,在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上,直率地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这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在毛泽东看来,表明刘少奇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动摇。直到搞“二十三条”时,关于“四清运动”性质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立即准备“文化大革命”,搞一个打倒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他认为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1966年6月10日,他在跟胡志明的谈话中说到了接班人的问题。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施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准备,要吃亏的。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刘少奇之后,林彪成了第二任接班人。第一,林彪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老部下,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拥护毛泽东。第二,林彪在战争年代有显赫的战功,被认为是执行毛泽东军事路线、军事思想最优秀的代表者。第三,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作风建设成绩突出,多次得到毛泽东的称赞表扬。“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得到林彪的全力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支持和捍卫“文化大革命”、捍卫国防安全的万里长城,毛泽东可以放心进行“文化大革命”。

在林彪之后,毛泽东一心要培养王洪文接班,但没有成功。“九·一三”事件后,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1972年,邓小平回京协助周恩来,但毛泽东并没有指定他们为接班人。毛泽东需要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他通过张春桥的介绍,了解王洪文的一些情况,知道他“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通过了解、谈话,毛泽东对王洪文很有好感,关心他的文化程度,还再三打听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着意要培养他。1973年5月,毛泽东将王洪文安排到中央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根据毛泽东提议由王洪文担任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党的十大又是毛泽东决定王洪文当党的副主席,并做修改党章报告。但实践证明,王洪文不堪造就。

1975年7月1日,毛泽东采纳叶剑英的建议由邓小平代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的工作能力强,党政军都抓得起来,很得党心、军心、民心。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是支持的,但始终注意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邓小平的整顿最有成效的时候,不断有人向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革”。1975年秋冬,毛泽东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后来又因为“四五”运动,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华国锋是在“文革”中由毛泽东提拔到中央来的,他有长期的地方工作经验,又是有中央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他作风正派、为人厚道,人脉关系好,很得毛泽东的信任,新老干部都能接受。当然华国锋能不能当接班人,关键是看他对“文革”的态度。

五、对他身后党会分裂、会爆发内战,全国会“腥风血雨”的忧虑

1976年6月,毛泽东对守护在身边的几个中央领导(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讲了他一生的几件大事,带有临终遗言性质。这里,有三个问题:

1、毛泽东根据什么说他逝世后有可能会发生内战,会有“腥风血雨”?

2、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

3、他逝世后中国政局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没有发生毛泽东最担心的国内腥风血雨的局面?

关于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担心的根据是:他从林彪抢班夺权阴谋谋害的反革命政变中得出的判断。毛泽东认识到:弄不好,中国党会分类,军队也会分裂,国家的和平统一会破裂。他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考虑,形成一种认识,即他生前就有人阴谋夺权,分裂党,他逝世后很可能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在接班人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而导致党内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内战。

第二个问题他在生命最后的时间提出这么重要的问题目的何在?毛泽东是要继承者保持清醒认识、提高警惕,防止腥风血雨的发生。在这段时间,他反复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关于第三个问题,历史的演进为什么没有出现党的分裂的破坏性局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对人民群众是有号召力和组织力的,而作为武装力量的人民解放军是忠于人民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是深入人心的。

二、在毛泽东去世后,党中央一个接一个的战略部署成功有效、深入人心。首先,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个月内,逮捕了“四人帮”。毛泽东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为后来顺利打倒“四人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结束“文化大革命”扫除了障碍。第二,党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恢复、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赖。第三,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引导中国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信心。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心大悦,重新调动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毛泽东晚年的种种忧虑,尽管部分是对于形势及其走向的误判,但体现了他为中国社会主义前途,为中国共产党的永不变质, 为中国人民不再遭遇压迫剥削的苦难而担忧,表明了他对中国人民命运历史责任的担当。不过,由于偏离了他本人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基于形势误判的忧患意识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带来重大损失,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本文选自2017年5月《毛泽东研究》,转载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