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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玉:从历史决定论到被过度解释的“多元决定论”——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之当代意义的若干思考

摘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重心是强调生产的历史性总体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复杂矛盾的历时性特征;而阿尔都塞则把马克思的方法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结合,并在落后国家革命的不平衡性发展历史经验基础上,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改造成为超级结构(super-structure)的“过度决定论”(surdétermination);斯图亚特·霍尔则在继承阿尔都塞与德里达等人的思想基础上,以《导言》中关于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辩证关系理论为重心,将其转换成广义生产关系四环节循环组合的、偶然链接的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通过比较研究大卫·哈维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解释,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可取消,而只可将其复杂化、具体化。阿尔都塞与霍尔分别对历史决定论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解释,所给出的新的方法论启示与教训是,坚持历史决定论是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抽象性的必然要求,而对历史决定论的多元结构主义解释与差异偶然论的解构,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复杂具体的政治与文化现实所必须付出的“理论代价”。


引子 : 主导结构决定论,超级结构过度决定论,生产关系的偶然链接的多元决定论

毫无疑问,由卡尔·考茨基于1903年3月在《新时代》杂志第21年卷上首次公开发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为深刻而重要的文本之一。而对于这个《导言》的最著名而富有创造性解释的著作,除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等文本之外,就是本文要说的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1965),以及英国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的《马克思的方法:对〈1857年导言〉的一个“解读”》(1974)。

从马克思《导言》原初的旨在祛除根深蒂固经济决定论的主导结构决定论,到阿尔都塞的超级结构(super-structure)的过度决定论(surdétermination overdetermination),再到霍尔的偶然链接(articulation)的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这似乎是一条清楚的发展线索,也是本文力求澄清的思想史文脉。但本文要说的是,霍尔关于《导言》方法论的研究笔记是一个具有严重误导性或误读性的原创性著作。这就是,从这篇文章中你会提出一个疑问,马克思哲学还是一篇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吗?问题就出在霍尔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形态所包括的复杂决定论隐喻的一种过度解释。但霍尔对马克思方法论文本的“过分解释”,却引发出下列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新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成为一种适合于关注当代消费社会现实的文化研究方法论吗?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政治社会现实的研究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克思经典理论方法的成功前提,似乎就在于他以严格而科学的“抽象”而牺牲掉了我们今天更为关注的政治与文化现实;而霍尔成功地把马克思的方法过度解释为一种文化研究与政治哲学的方法,其代价也正在于他把历史决定论消解成为一种偶然的差异的辩证法。本文起笔于阿尔都塞与霍尔前赴后继式地对马克思方法论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而终笔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文化研究和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虽篇幅有限、功力不济,然仍期冀求教于学界大方之家。

一、从“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到动摇马克思哲学大厦的基础

本来,马克思的《导言》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样,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连续不断地对“从前的哲学信仰”的一种清算。换句话说,马克思写《导言》,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目的,是一次对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创造性回归与重构,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解码”之后的“重新编码”。对于马克思而言,黑格尔从来既是一个克服—超越的对象,又是一个回归与重新生产的过程。克服黑格尔的最好办法就是对他的思想回归式重复性的消化实现与再创造,也就是霍尔所心仪的德里达式的还原论式的解构:“就《1857年导言》而言,几次三番地,黑格尔被毅然决然地抛弃和推翻,但这恰恰就是马克思正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学习,或再学习的时候”。

在马克思初始的克服与再生产黑格尔思辨哲学话语的语境(《巴黎手稿》)中,对现实异化的人本主义批判性理解是其关键环节。而在再次遭遇的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哲学的贫困》)中,生产的历史概念成为唯物主义“颠倒性”实现与再创造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逻辑中枢。而《导言》中马克思所第三次遭遇的黑格尔或者说自己的“从前哲学信仰”,是一种过于逻辑化、理性化以及进化论式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强调的是,世界的非本质统一性以及历史的非连续性、非目的性演变,也就是旨在克服那种异化及其扬弃式复归的目的论式的历史概念。这里,马克思所透视的历史现实焦点或突显特征内涵,并非法兰克福学派所强调的颠倒的物化的统治,或者第二国际所说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历史区别性意义上的共时性的、然而是异质性的结构。《导言》表明马克思形成了新的更加复杂而且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第一,构成历史发展本质的,不是各个历史时代连续的一般性和共同点,而恰恰是“区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异”。所以,第二,线性的平滑的积累式的启蒙主义进步观,被断裂的、分叉的、不平衡的历史观所取代。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不仅是以往人类历史的持续而高度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断裂、一种中断,更是在总体性结构中对以往历史的摧毁和重构。

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一书中对大纲《导言》的文本所作的结构性因果论,其最重要的目的是突破多年来僵化人们思想的经济决定论、历史必然性普遍性假设,强调历史内在结构的共时性以及历史变动的整体性不平衡性,其本意并不是在反对历史一元决定论基础上提出历史多元决定论,或者彰显理论—文化—政治—经济诸子系统的各自相对独立性,而是强调历史的“无单一目的主体过程”意义上的非本质表现论或非异化论。也就是说,他反对决定论,反对的正是本质统一的假设以及历史阶段论与目的论。阿尔都塞对《导言》的结构主义解释,旨在反对“大写的”“单一的”纯粹的本质统一的历史理论假设,突出历史的内在冲突与差异性、对抗性共存的当代表现的历史:“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历史、一种广义的历史,而只有在记载它们的型式、律式和模式上各种不同的历史——相间隔的、有区分的历史”。

阿尔都塞的过失在于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先在性决定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那种无意识先在结构论混为一体。本来很清楚的历史复杂性矛盾性现实存在的内涵,被一种无本质的统一性真实性的形式意义所代替。换句话说,主导结构决定论变成了没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决定论,或者说变成了没有经济基础的超级结构(super-structure)决定论。

如果说马克思的《导言》方法论重心是强调生产的历史性总体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复杂矛盾的历时性特征,阿尔都塞强调的是结构本身的自我生产性,霍尔则把重心放在对关于“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一节的解读上。

换言之,霍尔对《导言》的解读重点并不是通常所说的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或者所谓从抽象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统一以及“人体解剖”这些内容,而是第二节“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这种文本阅读段落的重点改变只是表面的,要害在于,霍尔是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化阅读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被架空的决定论概念变成了实际上解构主义式的偶然链接论,或者说非决定论式的差异结构生成论。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个解释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成就与代价。

二、马克思的主导结构论如何变成了上层建筑或超级结构决定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黑格尔绝对观念主体构成单一的历史发展逻辑的思辨唯心主义历史观,而强调一种复杂的矛盾的结构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机械模仿黑格尔的抽象的逻辑范畴体系,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独立社会。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可笑就在于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易言之,社会是多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统一的总体。而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却是主张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中。在研究社会时,不应该“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否则就不能正确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后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进一步说明,例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就不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与马克思一样,阿尔都塞与霍尔均关心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强调的是,观念再现现实思维过程,虽然是科学地把握对象的不可或缺的认识论环节,但并不能取代外部现实的客观存在。阿尔都塞则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所谓的结构决定论或过度决定论。在阿尔都塞看来,任何决定论都是结构性的,每个结构都是非实体、非还原的相对自主的决定。就是说,一个决定不能还原成另外一个决定,这些不同结构之间的决定是不能还原和分等次的,每个结构都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多元决定。但多元决定不是作为一种本质的实体,恰恰相反,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反本质实体,强调各种各样相对独立的结构之间的冲突作用所形成的某种暂时的主导力量,这种暂时的主导力量往往集中体现在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中,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隐喻、转换或者说是一种变形。传统马克思主义讲,“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但在阿尔都塞这里,经济与政治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结构。政治有时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但这种主导和决定作用不是直接的反映论的作用,而是对经济问题的升华、转移与隐喻。所以政治决定往往可以翻译成“过度决定”:各种各样的力量最后都集中到政治这一点上,用政治这个问题把所有问题都替代、伪装与掩盖了。政治实际上是多种多样力量的交错点,仿佛是“政治说了算”,其实是各种各样矛盾最终的汇聚点。这里面的政治作用就是过度决定,是多元决定的集中表现。世界革命的薄弱环节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矛盾最终转移、相互拥挤、传感,导向了最后一个突破口,这实际上是一种症候与发作。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生活的集中的表现,这种集中的表现往往就成为主导的东西,成为突出的东西,也就是不平衡的东西。用毛泽东的话说,多种矛盾并存,其中有一个矛盾占主导地位。不平衡的东西是不可能被还原成统一的本质,一定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交替扭结而成的异质性矛盾结构。

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伟大的理论革命就在于发现了这种结构性决定论的认识论范式。他认为,近代以来人类哲学史上出现了三次理论革命,第一次是以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强调物与物之间的反射性的相互性的因果决定论,世界就是一个像台球撞击般的因果论的世界。把整个中世纪神秘莫测的宇宙空间还原为一物不存的抽象空间背景下的诸质点之间一一对应的相互作用,就是因果决定论,这是科学的抽象。这种理论模型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影响——近代科学的开端就是让世界简单化。不是让世界复杂而是让世界简单,这就是抽象。第二次理论革命从莱布尼茨开始,到康德、黑格尔甚至马克思,是表现性的决定论:不再是从原因—结果之间关系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从表象、现象或再现回过头来反思世界背后的本质。这是另外一种抽象思维。把世界各种各样的现象看成是背后恒定的同质的本质的表现,这种表现是由恒定的本质所决定、创造的。从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开始,甚至从斯宾诺莎“自因论”开始,是本质主义还原论。表面上说不再是牛顿那样的一物对另一物作用的经验主义,而开始有了辩证思维,世界所有的现象都由一个整体性统一性的本质所决定。这不再是线性的一一对应的因果思维,而是整体的本质主义的思维,这种思维在阿尔都塞看来是表面上的辩证法,实际上仍然是被科学所驱赶的神学的改头换面:假定世界是由一个统一的在场的原因、目的所决定的。这仍是神学的思维,也是一种简单化的辩证思维。

第三次理论革命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结构主义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或者阿尔都塞所说的结构主义决定论与黑格尔的本质主义决定论有什么区别?阿尔都塞的想法让人费解。他认为,结构与本质的最大区别就是,本质是作为不变的恒定的实在,决定着现象世界的变化;而结构决定论认为结构本身是一个不可还原的功能整体,在结构中不可能把一种力量、一种存在还原成更高的更本质的存在,而在于结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自行决定的整体功能。阿尔都塞运用了斯宾诺莎的“自因论”概念,实体就是自因,自因就是不受任何外在力量影响的神。当然,斯宾诺莎主要讲的是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绝对民主政治而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阿尔都塞将其加以挪用与改造,变成了他的结构主义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反对世界还有更深层次的最终原因的神学假设:所有的现象现实都是结构整体本身,而且只有在结构整体本身的生成中才能得以呈现与理解,所以任何实在都是一种再现与呈现,这种呈现不是对本质的物的表现,而是自我生成的呈现,是不可还原的。这就是弗洛伊德的“梦”,是一种语言结构而不是真实地指涉某个事物,就是一种横向的凝聚与生产交换,不是一种统一的自我意识所能够构造的,而是自我意识之外的结构本身所构造的。阿尔都塞讲得非常晦涩,通俗而言,结构决定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变成阿尔都塞心目中的结构辩证法,他不赞成黑格尔的本质决定现象的静态等级制的辩证法,而是把马克思的矛盾不平衡辩证法变成他的结构辩证法。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哲学有两个隐喻是错的,第一个是“颠倒的”隐喻,第二个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决定论”的隐喻。先看第二个隐喻,阿尔都塞坚持不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种建筑学的隐喻,而改用“机器”隐喻(包括他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德勒兹的“欲望机器”、福柯的“权力微观设置”,这些都是“机器”),即抛弃了静态化等级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比喻说法,认为这是“非科学的”的描述。再看第一个隐喻,阿尔都塞认为,“颠倒”这个词隐喻也是错的。马克思这个词是言不及义、言不由衷,颠倒过来的形而上学还是形而上学!阿尔都塞用了一个新词“问题式”(problematique),不叫颠倒,而叫“问题式”的根本意义在于:我不在原来的总体的叙事结构中间打转转,我要发明一种新问题、新的理论,这里他称之为“人道主义之后的结构主义(科学主义)”。用库恩的话说就是“范式”的改变,观察问题的视野根本改变:我不再在原来的世界看问题,在革命前与革命后,在原来范式与今天范式之间,同样的一个事物发生完全格式塔意义上的变化。革命前,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那里只有劳动价值;革命后,马克思发明了“劳动力价值”。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这个发现实在太伟大了,劳动力价值是马克思殚精竭虑找到的新词汇。恩格斯也讲过,革命前,燃烧是燃素说;革命后,燃烧是氧气说。阿尔都塞的老师巴什拉尔讲过一个更著名的例子,在近代物理学之前,人们是不知道电灯泡的,只知道燃烧才能发光,自从发明电灯后,阻止燃烧或者说减缓燃烧也能发光,这就是格式塔转变。这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或“改弦易辙”。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关系,不是颠倒,而是格式塔的根本性转变。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神秘主义、本质主义的表现论的辩证法变成了结构辩证法、共时性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一切现象最终都还原成一个本质统一的整体结构。后来被误解的经济决定论,既是牛顿力学的因果决定论,也是黑格尔本质决定现象的隐性的还原论的翻版。马克思为什么不是经济决定论?因为马克思是结构主义决定论。结构主义决定论是什么?就是多元的不平衡的决定论。多元的不平衡的决定论就是矛盾决定论,就是矛盾不断地转化,主次矛盾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的阶段的结构辩证法。革命的源头不能直接地从一个经济事实或者某一个经济发展水平里面去找,而是要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或者整个社会的结构、矛盾中去找,而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伪装、转移、转化,最终找到一个突破点,这就是革命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薄弱环节”“落后国家的革命”理论就是从这里来的。阿尔都塞的解释确实有一番道理,但老是用列宁和毛泽东的理论,总觉得不够时尚,所以他就加上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理论,就是梦作为人的被压抑的被遗忘的无意识的一种伪装、转移的表现。弗洛伊德讲过,梦是对遗忘的事情或者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凝缩与转移,梦是愿望的一种实现。正像弗洛伊德所说,梦是通过“多重性决定作用”(overdetermination)而达成的一种无意识的移置与凝聚或表现,落后国家的革命历史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多重决定因素与矛盾结构促成的一种地方性不平衡发展的景象,是本应该在发达经济基础之上或者西方发生的革命的一种空间转移。

革命,实际上就是社会矛盾危机的一种总爆发与集中表现,是用政治方式把经济的、文化的危机转换了,这就是一种凝缩。移置,就是转移。照此来看,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或者错位的一种症候,也就是落后的经济与发达的革命政治的错位,是本应该在经济文化发达的西方内部发生的发达的政治革命的一种地理空间再生产与转移。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政治问题对外转移,造成了落后国家的政治问题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同步性整体性。落后国家的落后经济问题促成其本土的政治问题的“发达”,但不会自然而然地促成其本土产生发达的或者先进性的政治社会制度。并不是中国本土历史与经济基础的落后现状导致了中国会出现一种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相反是其落后的现代经济状况与发达的丰富的传统政治资源,共时性地促生了一种发达的现代性政治问题。这种世界历史性的结构不平衡,即落后经济与发达政治问题之客观辩证法与本土的爱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意识,构成了中国革命辩证法的主客观两个方面。

三、从生产关系的总体矛盾辩证法到生产关系的解构决定论

如果说阿尔都塞是根据俄国与中国这些落后国家的革命成功经验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改造成政治结构决定论或过度决定论,那么,作为葛兰西、阿尔都塞与德里达的学生的斯图亚特·霍尔,则以其流动着的移民身份的生存无意识,把这种多元决定论进一步解释为所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四环节之间自由的链接的功能性存在象征。

前面已述,霍尔认为,《导言》最精炼、最难理解的部分,就是其中的第二节。该部分处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最后一段文字最为深奥精彩。正是根据这段文字,霍尔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一种传统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以及阿尔都塞式的超级结构或上层建筑决定论,转换成为一种基于广义生产关系四环节循环组合的、“偶然链接”的多元决定论。我们详细分析下霍尔的解释文字:

在霍尔眼里,马克思分三个部分来解释。通过这三个部分或者毋宁说步骤,马克思深刻地改造了黑格尔思辨的抽象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呈现出一个复杂的现实的具体的辩证法的心路历程。这就是,在第一目“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马克思瓦解了黑格尔式的同一的、连续的、宏观的超历史主体生产逻辑的思想幻觉,而形成了新的科学的现实历史主体生产概念。在第二目“生产与分配”中,马克思打破了决定与被决定的界限与等级,形成了复杂而辩证的决定论概念。在第三目“生产与交换或流通”中,马克思构造出一个颠覆传统的生产关系总体决定论的新的思想画面,即不是统一的生产内部的差异的辩证法,而是总体的差异的生产的辩证法。在对第二节这三目的解释基础上,霍尔进一步把《导言》第三节“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一节的核心思想解释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主导结构论”,其实是生产诸环节间偶然的链接的关系与结构。进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被霍尔彻底改造成为关于现代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抵抗过程的研究方法论。

1、第二节第一目是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生产和消费首先是黑格尔主义意义上的“直接同一”关系。

(1)黑格尔主义者的“直接的同一性”假定生产和消费有一个单一的主体。“主体”贯穿于它的实现一个个连续的“环节”,这种“主体”的同一性是黑格尔“逻辑学”乃至于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核心逻辑,从而使得黑格尔把历史的世界视为最终和谐的循环。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单一主体的要害是:“把社会当作一个单一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然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过程与日常生活世界中,生产和消费的群体、阶级即“主体”并不是黑格尔所想象的“同一个”主体,而是异质的,多种的,甚至是对立的主体。其中的资本家扮演生产主体角色,而工人则以消费的主体形象出现。而生产过程把二者结合起来,但他们并不是“直接的”同一。黑格尔的同一性主体外化的逻辑形成了一个自我产生、自我维持的循环,在其中没有一个环节居于绝对统治地位;而马克思坚持认为生产和消费所经历的历史过程有着断裂,并有其决定性的环节。其中的生产,而不是消费,是这个循环的起点。而消费,作为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不可能破坏实现过程起始环节的“多元决定性”。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之诸形式/环节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的分析立场。在后者的抽象的同一的主体哲学视野中,资本主义趋向于以扩大的形式再生产出自身,就好像它是一个“自我平衡”“自我维持”的体系。所谓的“等价规律”仅仅是这一体系的自我生产方面的必要“表现形式”:“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毫不相干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上。”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矛盾辩证法看来,“实际上,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每一个环节在这个循环中是以完全不同的,决定性的形式—过程而连接在一起的”。

(2)生产与消费环节的第二种关系:中介关系,即相互依存关系。生产和消费同样也中介着对方。中介在这里是“目的论”的,每一个过程都能在另一个过程中找到它的目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而没有消费,生产也就没有了目的。消费让生产得到实现,并创造出新的生产需求;而生产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使消费得以完成。

(3)生产与消费的第三种关系马克思解释得比较费解。霍尔作了进一步解释:“形式的转化”或者自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即每一方都把自己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创造出来的。马克思先是借助一种直接的黑格尔式的统一——对立/同一考察了生产/消费。然后他又“以马克思主义式的转化——对立—中介、相互依赖—差异性的统一(非等同)拆开了生产/消费这个对子”:“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不仅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在这第三种关系中,生产与消费既不是外在于对方,也不是直接地同一,而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2、第二目是关于“生产与分配”

在第二目中,生产/分配这个对子是被另一种的转化——被决定(determined)—决定(determining)—规定(determinate)拆分的。通过揭示生产与分配的相互决定以及决定与被决定的转化关系,霍尔解构了生产环节总体的决定论意义。

“在政治经济学中,所有东西都出现了两次。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但又是一种分配形式(利息+利润)。工资是一种生产要素,但也是一种分配形式。地租是一种分配形式,但同样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土地所有权)。每一种要素看起来都是决定性的和被决定的”。在此,霍尔无疑是把马克思的辩证的决定论从生产与分配这个特例中引出其更深层的意义,即生产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既是决定的又是被决定的,马克思的决定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过程与结构。但马克思的本来意义是批判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如何把资产阶级分配形式永恒化的错误,而不是强调分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决定作用,是强调无论生产与分配都是受生产过程本身的内在矛盾的历史性决定的。这也是历史决定论的应有之义。一句话,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分配可以先于或者外在于生产而独立存在甚至反过来决定生产,而在于分配是作为生产的既有的条件而自我再生产出来的,当然是作为与生产环节本身不同的差异的环节或者矛盾与对立面而被生产出来。所谓分配决定生产只是它内在于生产条件之中作为生产条件决定生产的一种表现或者幻相。“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阐述。”

3、第三目是关于交换与流通

以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为视野,霍尔把马克思的生产诸环节的矛盾统一总体理论改造成为生产诸环节的偶然链接关系理论,把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总体的“差异化生产”理论改造成为多种生产关系“差异的生产”理论。

交换也是“生产的一个方面”。它是生产和消费的中介,但它同样要求唯有在生产中才得以确立的先决条件作为它的前提:在本质主义的黑格尔辩证法中,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以直接同一性的方式展开,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的概念却不足以分析这种一元论的范畴。本质上讲,我们必须“思考”作为“总体中的成员,整体中的差异”的物质生产的不同过程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结构复杂的差异性的总体,差异在其中并没有消除而是保存了”;它的“必然复杂性”的整体恰恰要求这种差异性。“这始终是一个由它们的差异构成的‘整体’”,并要求它们保持自身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会消失,不会被简单的思维运动或辩证法的形式转变废除,也不会丢失其具体性而被综合为更高级、更本质的东西。马克思把后一种“非直接性”称作差异性的统一,和它紧密相关的是另一个观点,即作为“许多规定性和关系”的统一的具体。已如前引,马克思的原话是:“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霍尔认为,与这个观点相似,“有差异性的统一”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的方法论和理论的关键,也是理解“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的方法的关键”。这个观点也是霍尔本文中最重要的观点。其方法论意义就在于:“在考察任何现象或关系时,我们既要在它的差异性中掌握其内在结构,也要理解与它联系着的、并同它一起构成更具包容性的总体的其他结构。特殊性和联系,即许多结构的诸多复杂整体,都必须通过对具体关系、具体接合的具体分析来证明。”

霍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结合并不是根据本质主义的辩证规律,从“稀薄的空气”中变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差异性的整体同样也是具体。所以,这种方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参考具体的经验,将其作为理论分析的优先的、不可消解的“环节”,但却不因此就变成“经验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差异性统一的本质认识方法论,而不是放弃本质统一,而孤零零地把握个别事实的经验主义。

特别要注意啦!这里是霍尔的最为关键的解读内容:已如前引,马克思的原话是:“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据此,霍尔指出,马克思赋予生产以一种“多元决定性”(over-determinacy)。但是生产是如何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规定了“不同环节之间的不同联系”。它决定了一些结合(combinations)的形式,而复杂的整体就是从这些结合中产生的。这就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形式链接”原则(formal articulations of a mode)。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讲,生产不仅仅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而且也决定了使得生产方式成为一种复杂结构的力量和关系的组合形式。

说穿了,霍尔此处把他心目中的多元决定的马克思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辩证法,变成了类似于语言学中可以无限滑动与自由链接的能指关系的自我生产与自我赋义过程。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诸环节共同决定或多元决定的、差异化的生成结构与过程。总之,生产关系不仅仅是生产环节所决定下的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环节或阶段的完成与实现过程,而且是生产环节分别作为分配、交换与消费诸环节/主体而自我实现、自我展开的多重现实可能、意义并存的结构、组合关系或转化的过程。

“生产起的就是这种方式决定作用(the modal determinacy which production exercises),这就是马克思总的意思。”生产在更狭窄、更局限的意义上,即仅仅作为和其他环节一起形成“差异性的整体”的一个环节,它才有其自身的起点和动机,以及自身“规定性”(determinateness),这一规定是从循环中的其他环节中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从消费中产生)。也就是说,生产环节不再作为决定其他环节的原初的本质规定的环节而存在,而是通过其他环节或被其他环节所决定而再生产出来的。分配、交换与消费不单作为生产环节的体现与实现而存在,而且它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引起多种可能的关系、结构的生产。生产方式的不同关系、不同层次之间的决定、互补或结合关系的本质,这一点马克思在《导言》的结尾又一次谈到。它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平衡发展规律”。

4、第三节“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解构主义式阅读过程

霍尔最终把马克思的主导结构决定论改造成为多元的差异的决定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转变成为文化研究的辩证法。

在一种作为总体的生产方式中,一种关系从支配地位变为从属地位是有可能的。而支配/从属的关系问题并不“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简单/比较发达的关系问题,或抽象/具体的问题。因为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是共时性的结构问题,而后两者则是历时性的过程问题。马克思总体上更强调历时性关系,但他发现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的是共时性结构决定论问题。通过把关系放到一种生产方式下的接合中来考虑,马克思暗示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转变:从渐进的、连续的或进化的历史主义向我们称之为“时代和方式的历史”(the history of epochs and modes),即一种结构主义的历史(a structural history)的转变。向方式(mode)和时代(epoch)概念的转变打断了进化进程的线性轨道,重组了我们关于历史时间——就生产方式的演替而言——的概念,而“生产方式的演替是由不同的关系所确立的并处在这种不同的关系之中的支配和从属的内在关系界定的(in terms of the success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defined by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relations which constitute them)”。这是“关键的一步”。

重要的不是这种关系在时间中有序出现,而是它在诸多生产关系的配置中所处的地位,正是这些生产关系使得每一种方式成为一个总体。生产方式构成了非连续的结构的集合,通过这种结构的集合,历史诉说自身。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历史——仅仅作为一条被推迟的或被取代的轨迹——穿过了一系列的社会形态或社会整体,它通过一系列的断裂获得发展,而这些断裂是由特定于每一种方式的内在矛盾所引起的。这正是马克思在“显微学”中所看到的“真实的”即“延异的”历史:不是同质的、圆形的封闭的历史,也不是直线的历史,而是另外的历史,“分层次的、矛盾的‘历史’,一种包含着复述与踪迹的新逻辑的历史”。

《大纲》详尽阐述了资本主义方式的“历史的来源”与作为“当下的历史的生产组织”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用德里达的文字学的方法来说:马克思关心的并不是“历史的起源,而是‘原初’‘真实’和‘本真的起源’并使其晦暗不明的东西呈现出来”。要害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的“在场”。《1857年导言》中马克思对“范畴的次序”的简短论述并不能严格地论证马克思采用一种本质同时性的、结构主义的方法(在通常意义上)从而彻底抛弃了“历史的”方法。把马克思表现为一个仅仅关心“结构及其变异”的运作,而不是这种运作的界限、中断和超越的理论家,就是以完全抽象的科学主义为目标,把辩证的分析换成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

霍尔的观点似乎是批判自己老师阿尔都塞过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了,但从他的解释中我们似乎看到是一种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任何概念/文化/环节/逻辑等霸权的政治哲学立场:“那些如今起规范作用的、具有协调性、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的、而为什么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霍尔的意图显然是要颠覆任何既定的生产方式或生产环节的霸权性,以历史的现实的方式解放与重建那些处于被支配结构中的要素与关系,使相互间组合与链接出新的可能的运动与联系。

霍尔承认,马克思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关注每一个整体的特殊性,关注决定、支配和从属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每一个时代。这就导向了阿尔都塞那种“在统治中被组织的”“结构复杂的整体”的社会形态概念,以及当代有关“多元决定”和“结合”的观点。这种方式概念的全部理论含义把马克思带向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结构历史主义”之路上。但是,思想也是以“现实”为起点,它“在头脑中总是既定的”,并且它还以一种在最初和最终都被“当下的历史的生产组织”所决定的认识论的方式发生作用。而马克思使我们关注到,资本主义的永恒的、自我再生产的“表象”的源泉之一就是“没有”认识到(误解了)作为社会创造的、历史生产的形式的资本主义运动。事实上,“他的著作的大部分章节是由这个极具革命性、批判性的任务组成的,即准确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如何真正发挥作用的。这些规律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它们的形式主义来运作:他耐心地分析了那些‘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的批评把我们带到了资本主义的真实关系可以被看穿和揭露出来的高度上。在论述这个批评的关节点时,政治经济学作为把这些关系理解为心理与文化范畴的最高表达,提供了“唯一可能的起点”。

霍尔说,尽管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思想确实越来越以理论工作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他所做的并不是以一种知识对另一种知识的“理论化”(theoreticist)的取代。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方法并没有这样一种意图,即以一种封闭的理论主义的方式来取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有着最终的、彻底的、完全的‘断裂’,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文章写到最终,霍尔给我们的冲击力就在于,他批判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过于理论化抽象化的解释,而脱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与语境,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以回到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现实为前提,如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都必须通过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超越当代盛行的西方实证主义与非历史的思维方式为前提。

5、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到大众文化研究方法论

写到此处,人们要问,我们有任何理由批评霍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作了解构主义处理,甚至走向了偶然论的误读与过度解释吗?也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写另一篇文章,但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的是,霍尔毫无疑问是想从他所说的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诸环节内在本质差异性统一辩证法之中,从生产过程诸环节的相互中介、相互决定的复杂关系论述中,打破传统生产本质决定论束缚,而试图从狭义的生产环节决定之外的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暂时起决定的具体关系中,从生产诸环节的随机的、不确定的、偶然的组合与链接的动态关系中,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更为复杂的具体的微观的现实。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被他的解构主义式“差异的多样性的具体”方法所取代,“总体中的差异”辩证法被颠倒为“追求差异性民主权利”的激进政治哲学。这就为他毕生所重点从事的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研究寻找到了某些经典方法论依据。

霍尔在其著名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中把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四环节理论运用于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过程研究之中,指出大众传播研究必须突破传统的“发送者/信息/接收者”这样一种线性特征模式,该模式只关注信息的传播即流通环节,而未能从生产、传播、接受与消费以及接受者对信息传播的再生产与反抗这些复杂的关系结构入手。而实际上,信息传播是包括“相连而各异”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诸环节来生产并维持这个复杂的结构的。我们必须按照马克思的方法,不是把这个过程当作一个线性的单向的决定论过程,而是当作“主导的复杂结构”来看待。总之,我们不能以一种实证主义方法来孤立地理解电视信息生产、传播、接受过程的各种因素,实际上这些“效果、使用、满足需要”诸要素是由“理解的结构”来架构的,也就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来生产的”。“诸多实践相联系,然而,每一项实践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形态、保持着自身的种种形式与存在条件,从而使这些实践得以维持下来。”比如,信息形式是一个确定的环节,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仅仅形成了传播学系统的表面运动,并且需要在另一个阶段融入到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中去。“传播过程是一个整体,而它只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流通与接收在电视传播中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环节’,并通过许多歪曲的与结构的‘反馈’再次融入生产过程本身。因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电视信息的消费或接受本身也是电视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尽管后者是‘主导的’,因为它是信息‘实现的出发点’。所以,电视信息的生产与接收不是同一的,而是相联系的,在由作为一个整体的交流过程的社会关系形成的总体性中,它们是各自区别的环节。”

霍尔一方面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接受者即观众与生产者即电视或商品制造人亦即编码者,处于同一社会总体中,共享文化资源,他们会在一个框架之内解码信息;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当观众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如阶级、性别、种族),有不同的文化资源,就会以不同方式解码节目。霍尔因此提出了著名的三种消费者解码文化霸权的假设。即一是对主流文化的接受式编码与解码(如保守的印刷商与银行经理),二是对主流文化的协商式编码(如行业工会的官员),第三是对立性的解码(如工人代表)。总之,“观众不仅仅消费文本的意义,而且还产生新的意义。文本可能通过引导读者进行意义的建构,但它无法固定意义,这是文本与读者想象力之间摇摆不定的结果”。

毋庸置疑,霍尔对马克思的方法论的解释明显是对马克思毕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一种过度解释与大胆突破。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坚持的历史决定论,如何看待马克思对包括交换、流通、消费在内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政治文化现象的“忽视”呢?

结论 : 决定论之不可取消性及其复杂化的必要性与代价

我简单的看法是,我们无法取消哲学史上任何一个基本问题或基本概念,而只能通过重新追问与再生产而更新其固有的意义。

决定论就像自由意志论,就像偶然论,是无法取消的,只能完善或者回避或者转移。也就是说在今天莱布尼兹的“先定和谐式超验论”并没有死,正如休谟的偶然论、怀疑论没有死,牛顿的机械决定论也不会完全过时。并不是牛顿的决定论开始就错了,而是因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物理学理论世界比那个时代复杂多了,简单抽象的决定论不够用、不好用了。但一切基本的问题还是要回到牛顿与马克思的决定论那里才能说清楚。经济决定论并没有完全错,只是不好用了或不够用了。

马克思《导言》中提出主导结构论与不平衡论,其主要用意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决定论的结构性与临时的生产性,马克思反对永恒抽象的要素论假设的那种先在的决定论。马克思的决定论是总体性的特殊论或者特殊与偶然通过一般生产总体化为主导结构论。马克思反对的并不是经济结构决定论,而是非历史的永恒的经济本质决定论。

阿尔都塞对《导言》的结构因果论或转喻论以及过度决定论解读,已经不再是在历史生成性意义上所理解的某种暂时的总体的结构决定论,而是无意识结构支配下的非历史的、非本质的结构功能论。

霍尔对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论的多元决定论解释,其核心是解构任何本质确定性的决定论与主导结构论,而在偶然联系中来把握意义的差异性生产现实,在这里,历史变成了一种文本或文化生产过程。

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阿尔都塞的解释已经瓦解了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总体的本质论与主导决定论,而把历史决定论变成结构决定论与多元决定论。霍尔的根本错误在于实际上用一种经验主义方式或者相对主义方式把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直观成为生产、分配、交换(流通)与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博弈或差异生成过程。换句话说,历史决定论变成了一种不确定的无终极原因的偶然的博弈论。这是一种典型的英国特色的分析马克思主义风格与景观。历史现实似乎是由生产关系四环节自由地组合所生成与呈现的。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四环节论研究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是可以的,而把这个方法视为马克思的根本方法,这无疑是“以小见大”“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之举。

如果说马克思的主导结构决定论是反对历史目的论与自然状态论的,阿尔都塞的超级结构的过度决定论是反对经济决定论与人本主义论,霍尔的生产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则有些取消任何本质论的偶然组合论倾向。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在今天究竟什么才是激进的或者彻底的政治文化批判立场?是坚持某种本质性的总体性视野,还是反对任何本质确定的临时性偶然性选择;是坚持某种偶然与必然的结合,还是放弃任何必然性信念的偶然性组合?毕竟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都讲过,任何必然性都要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从而通过偶然性来实现自身,而偶然性无非是具体的“修改过”的必然性实现而已。

霍尔对马克思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富有启发性、然而是“非法性”的“过度解释”,由此引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上的宏观性与微观性方法论边界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的具体的方法论的文化批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以一种方式说就是历史决定论与历史偶然论的关系问题,以另外一种方式说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政治哲学以及文化研究的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

让我们回到大卫·哈维——这位当代《资本论》最成功的解释者那里去。在他看来,马克思像他所继承与批判的古典经济学那样,把科学的抽象与对个别现象的排除当成自己全部理论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所以,“马克思科学研究的焦点是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一般规律是怎样形成的,这些规律是怎样起作用的,还有这些规律为什么与怎样变化”。这个说法与前面所引的霍尔所说“更为复杂的”资本主义现实运行形式显然不一样。显而易见,马克思所坚守的古典经济学原则或者牛顿力学式抽象理论逻辑所一次次地排除与抽象掉的正是那个作为个别、个体层面/环节活动的消费。与消费领域相对应的就是今天最为繁荣的文化研究、心理研究的社会科学世界。正是消费这个层次一次次干扰破坏与开展、丰富化了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现实。也就是说,正是消费领域一次次地把资本主义的绝对的本质的必然的决定论规定瓦解,使资本主义世界变成一个开放的偶然的随机的现实世界。消费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不断分化差异瓦解与重新组合的丰富化现实与过程。这就把黑格尔与古典经典学的本质抽象科学变成了充满着矛盾的动态的辩证法现实研究。但是消费环节也是资本主义挽救自己的危机命运的根本途径。在今天资本主义之所以迟迟没有革命,就是因为日常生活消费与文化意识形态的不断转移矛盾与危机。因此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现实就是消费与文化霸权。哈维认为,马克思正因为拒绝把抽象理论直接运用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殊现实问题,一方面这是构成他的著作“不会过时”的原因,同时也造成我们不能直接运用他的著作研究现时问题的困难。马克思对于一般性理论方法模型(如历史决定论)的坚守,构成了我们研究历史事件与偶然性问题的巨大困难所在。当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机整体概念并不是严格的黑格尔主义的理论体系,其结构是生态系统的,是由葛兰西与列斐伏尔所说的不同时刻或环节的总体或德勒兹所说的不同“时刻”或“环节”结合关系而组成的。这一点哈维与霍尔的立场是有某种相似性的。

马克思讽刺性地写道,黑格尔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美学家与平庸的经济学一样,均把世界视为同质的统一的世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并不是指物质生产发展永恒决定人类发展的过程与本质现象的那种物质主义、经济决定论或者本质主义,而是指资本主义的占统治地位的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领域变化的“归根到底”的动力。资本主义虽然有其无限丰富的多变的偶然的生活现象与过程,但“无论怎么变”都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限制及其必然走向危机与灭亡的命运。这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

哈维认为,马克思把英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普遍性、一般性、特殊性与个别性之间的形式逻辑的区别改造成为黑格尔、斯宾诺莎意义上的事物发展不同环节间相互规定与转化的辩证法理论。这就是“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的普遍性、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一般性、分配与交换关系的特殊性,还有消费的个别性”。这些不同环节或者瞬间(moment)之间是“怎样相互关联的”,即生产是出发点、是“一般”,而分配与交换是中介过程、是“特殊”,而消费是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这能够多少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则作为偶然性,作为除了它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由此来看,霍尔的偶然链接与差异性统一论所要突出的恰恰是这种本不在马克思“科学抽象”思考之列的偶然现象,即在消费暂时起决定作用视角与情况下的资本主义具体的现实。

为此,哈维为我们列举了如下一张表格,对于今天我们处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政治哲学、文化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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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从科学抽象的要求来讲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是不可超越的。但从现实复杂性理解来看,作为个别的偶然的消费环节的文化研究是必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化研究不可相互替代。历史必然性规律性的抽象本质研究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面向日常生活的微观的偶然问题的文化研究二者不存在着相互对立与代替的问题,而是互补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的思想明显存在着抽象理论研究与现实的政治社会经验、历史事件研究的分野或内在张力。比如,《资本论》是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逻辑演绎与运用的典范,而《雾月十八日》与《法兰西内战》则是相对微观与具体的历史批判叙述的楷模。所以,要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的这种相对稳定必然的理论逻辑或者科学抽象,即摆脱掉社会偶然复杂细节的科学理论研究模型,与深入到历史细节中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研究范式既区别开来,又协调统一起来,如同我们必须要打破平时绝对对立起来的那种学科门户之见。

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面临着经验主义式“微观近视”问题,需要科学的历史规律的本质认识;但另一方面也备受抽象教条与空疏逻辑困扰的问题,而且后者是更加突出的问题。霍尔把马克思的宏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转变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也给我们许多启示与鼓舞。这正是我们今天读霍尔的意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读出今天我们需要的批判消费社会日常生活现实本质的文化研究方法论。也就是说,文化研究与日常生活批判是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在场方式之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具体化表现之一就是基于日常偶然性、多样性、差异性现象关注的一种微观的政治哲学与文化研究的思考。而今天的激进政治哲学研究同样不再满足于一种对现实的宏观的必然性论断与原则预期,而是日益明显地切入到民生民心之深处的微观的政治规范思考与文化研究。在这种微观研究中,乐观但简单的历史决定论战略叙述逻辑已经让位于各种复杂语境之下的谨慎的、“没有最终胜利作担保的”(斯图亚特·霍尔语)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策略。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9期,转载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