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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遭遇阿甘本——赤裸生命的例外悬临

摘要:阿甘本依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福柯的考古学方法,探寻了不可能在场的在场性,在福柯创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批判基础之上,生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赤裸生命、神圣人、悬法例外状态等一系列重要的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统治新形式的深入思考之境,并对德波指认的资本主义景观社会、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现代收容所等重要历史事件作出了极为精彩的本质批判和内里透视,直接引领了当代激进批判话语的重要现实转向。

关键词:阿甘本;潜能;考古学;生命政治;赤裸生命;安济


阿甘本[1]是我所指认的欧洲后马克思思潮中的一员重要大将。知道他,还应该感谢齐泽克[2]教授。[3]在我看来,阿甘本应该算得上近年来欧洲左翼知识群体和后马克思思潮[4]中哲学功底比较深厚、观念独特的原创性思想家之一。与巴迪欧[5]基于数学、齐泽克受到拉康哲学的影响不同,阿甘本曾直接受业于大师海德格尔,因此铸就了良好的哲学存在论构境[6]功底,加之他后来对本雅明、尼采和福柯等思想大家的深入研读,故而他的激进思想往往是以极为深刻的哲学方法论构序[7]思考为基础的。[8]并且,与朗西埃[9]等人1968年之后简单粗暴的“去马克思化”(杰姆逊语[10])不同,阿甘本并没有简单地否定马克思,反倒力图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当下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以生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更为深刻的批判性透视。由此,他关于“911事件”之后的美国“紧急状态”(国土安全法)难民和收容所现象的一些有份量的政治断言,是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要为之恐慌的天机泄露。这也是我格外喜欢他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阿甘本所自指的主要哲学学术他性镜像[11]有二:一是海德格尔[12],二是福柯[13]。先要指认,在哲学构境基础上,海德格尔和福柯实际上成了阿甘本没有摆脱的学术大他者,在存在论塑形[14]和方法论构式[15]上,阿甘本没有真正走出他性镜像状态。因为,在这一构境层面上,他并没有真正的原创性。当然,令我开心的是,阿甘本的这些方法论支援背景倒都是自己刚刚精心研读过的思想大师。[16]我注意到,阿甘本眼中的海德格尔,已经是在认同中晚期让自己的本有论新思悄悄现身出来的复杂构境,然而无辜的阿甘本并不知道海德格尔在1936-1938年写下的关于此-在(Da-sein)-存有(Seyn)[17]-本有(Ereignis)全新哲学构境的秘密文献[18],所以,他只是错误地将本有视作存在论的深化,将本有表面地直接指认为“存在历史的终结”。这不能怪阿甘本。无论如何,阿甘本是自觉地依从海德格尔公开的存在论建构自己的哲学构式之基础的,故尔,阿甘本才会生出看到不在场之物的在场之类的潜能存在论的形上神目。而阿甘本面对的福柯,则有双重构式意义:首先是方法论上的工具箱,福柯创立的大量原创方法和基本范畴,前者如认识型、考古学、谱系学,后者有如部署、治安和安济等概念,阿甘本几乎不加重新打磨就直接挪用作自己的概念塑形工具了;其次是阿甘本高调光大了福柯创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批判,生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赤裸生命、神圣人、悬法例外状态等一系列重要的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统治新形式的深入思考之境,并对德波指认的资本主义景观社会、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现代收容所等重要历史事件作出了极为精彩的本质批判和内里透视,直接引领了当代激进批判话语的重要现实转向。依我之见,阿甘本恰恰是在这一现实社会批判的构境层中,才突现出强大的自主原创性,不失为当代后马克思思潮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方向上的开道先锋。

在自己的左派思想个性上,阿甘本坚持要做一个“同时代的人”。有趣的是,这个“同时代的人”与我们国内一些人刻意标举的“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的人”的构境意向却正好相反。在阿甘本那里,一方面,“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巴特语)。这似乎是一种深刻的理论自觉。不合时宜,即是决不与当下的现实存在同流合污,这种同时代也就是与时代决裂。这表达了一切激进话语的本质,也决定了阿甘本一定是我们这个全球布尔乔亚世界的反对者。为此,他还专门援引尼采[19]在1874年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在这部作品中,尼采自指“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他在此书“第二沉思”的开头解释说,“因为它试图将这个时代引以为傲的东西,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一种无能和一种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被历史的热病消耗殆尽,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这一点。”[20]将一个时代当下引以为傲的东西视为一种病和缺陷,这需要何等有力的非凡透视感啊!依我之见,这可能也是当代所有激进思想的构序基因。顺着尼采的构境意向,阿甘本主张,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必然会将自己置入一种与当下时代的“断裂和脱节之中”。正是通过这种与常识意识形态的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才会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远去的乡愁和把握他们自己时代的隐性本质。[21]另一方面,阿甘本眼中的同时代的人是能够“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这真的很像他的老师福柯,后者总是试图对那些沉默的黑暗历史事实进行考古和谱系研究。当然,同时代的人也并非仅仅只看到黑暗,也会努力去捕捉一种在黑暗中向我们射来的不可见的光亮。这就像我们在夜晚仰望空星,群星璀璨,它们为浓密的黑暗环绕。其实这些星星正在高速远离我们,所以它们发出的光也就永远无法抵达地球。阿甘本带有诗意地说:“在当下的黑暗中去感知这种力图抵达我们却又无法抵达的光,这就是同时代的含义。”[22]在常人陶醉其中的感性艳阳中看到黑暗,再在这种不可见的黑暗中去拥抱永远不可抵达的神性之光。这是阿甘本让我们体知到的与当下布尔乔亚红尘世界相遇时的激进革命情境。

阿甘本正是这样一个与自己的资本主义时代断裂的“同时代的人”。在他的眼中,“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宗教,而且由于它既不确立真理也不指向救赎,它是有史以来最激烈、最无情、最非理性的宗教。以资本主义之名,我们虔诚地礼拜,礼拜的仪式是劳动,而礼拜的对象是金钱。上帝并没有死去,他化身为金钱。银行——以及旗下的螺丝钉和专家们——取代了教会及其牧师,通过操控信贷(其中甚至包括对国家的信贷,国家如此轻率地放弃了它的主权),对信仰的操纵和管控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在延续”。[23]在韦伯解构了价值合理性的信仰缺失的现代性中,上帝并没有死去,他化身为物役性的金钱!这是赫斯[24]的金钱异化论在今天的重要回声。也由此,他才能鄙视今天漫延全球的所有人都在疯狂追逐的物化社会和五彩缤纷的景观世界中常人们引以为傲的东西,真正透视出今天甜蜜的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世界微观生活背后发生的种种令人恐怖的黑暗生命政治统治,进而去迎接那向我们射来却无法接收到的光亮,这就是马克思的人类彻底解放之理想。这可能是我所看到的戈德曼所指认的《隐蔽的上帝》中打赌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悲壮之言[25]后,最令我崇敬的左派知识分子的生命样态。

一、阿甘本构境思想前提潜能(potentia

阿甘本试图告诉我们,“同时代的人”之所以可以处于与当下存在断裂开来的批判性场境之中,因之于他对现实的思考之基根并不是这一世界中现实可见的世俗事物(尤其是“引以为傲的东西”),而是某种归隐性的未说之物。依我之见,阿甘本对这种归隐之物的思考有一个很深的重要哲学基础,即潜能论。当然,阿甘本的这种潜能论不同于传统那种可能-实现的构序,而是基于海德格尔弃绝存在的本有论思想之上的。固然,阿甘本对海德格尔这一“另一条道路”上的本有论的了解并非是完整的。具体些说,阿甘本这里的潜能,并不是简单地与现实对立的那种能够实现出来的可能,而是一种否定了存在论关系构式中的不在场的在场者,也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我觉得,阿甘本的全部哲学思想构境都是在不同存在层次上捕捉这种不可见的未说出、未写出的隐性场境之在。这也是我在导言中讨论他潜能存在论的构境意向。正是在一种“同时代的人”的反向构序视角中,阿甘本追问我们:在今天这个疯狂征服世界和占有财富的星球上,我们是否可以有所不能?不做什么?说到底,能不能弃绝占有性的存在!我不得不承认,阿甘本对今天已经步入窘境的疯狂人类存在的质问是值得深思的。还应该补充一句,阿甘本这一构境意向上的哲学前提显然不是唯物主义。在骨子里,充溢的是海德格尔式的主观浪漫主义情怀。

二、哲学考古学(archéologie)、谱系学(généalogie)、范式(paradigm)和部署(Dispositif/appareil

哲学考古学(archéologie)、谱系学(généalogie)、范式(paradigm)和部署(Dispositif /appareil)是阿甘本依从福柯所标举的一系列独特的哲学方法论。首先是对作为福柯历史研究方法论核心构架的考古学的改造物——哲学考古学。在阿甘本看来,相对于那些尚未出场的潜能式的本真之物,现实存在不过是一种败坏的废墟,而如果已经发生的生活现实历史是尚未被给予之物的废墟,那么哲学考古学则是要在废墟的基础上挖掘出本真性的“本应如是之物”。显然,在构境深层里,我们可以感知到那个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构式中的“应该”。在这一点上,阿甘本是开了老师福柯拒绝人本主义(人与作者之死)的倒车。其次是谱系学,这也是对福柯承袭尼采重新塑形的历史研究范式的挪用。阿甘本认为,在福柯那里,谱系学即是在消除起源和主体的状况下,不直接讨论现成的对象,而是挖掘先行生成对象的构成机制。谱系学不是要在追逐起源的意义上简单地找到曾经存在过的存在者的客观原状,而是要现象学式地 “回到事物本身”,去考察事物自身的发生和呈现那个时刻中的构序-构式机制。其三,福柯-库恩的范式同样是决定了学术研究活动却不直接在场的未写出之物。阿甘本说,范式在福柯那里就是认识型(épistémè),它的作用出现在福柯关于问题式化、话语塑形和装置的具体分析之中。如果库恩的范式多是着眼于那些与主体言行直接相关的钢性的科学标准和原则,那福柯的认识型则更关注主体消解中话语发生构境。最后,是福柯用于社会批判理论工具的部署(装置)概念的翻新:如果说,范式是制约着主观学术思想构型中看不见的构架,那么,部署(装置)则是阿甘本在面对社会存在现实中所着力捕捉的某种决定性的隐性权力构型机制。可惜的是,阿甘本并没有注意到福柯在方法论上从主观话语塑形方式向现实社会客观构序-构式机制的转换。所以,在阿甘本自己的哲学方法论思考与现实社会批判理论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从唯心主义观念优先到从现实出发的社会唯物主义的无意识断裂。

三、不在场之在场和潜能之物的沦丧

不在场之在场和潜能之物的沦丧是阿甘本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所发现的一些反常现象,特别是它们在今天这个布尔乔亚占有性存在世界中的颠倒和异化。于是,揭露今天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语言沦落成物性塑形的工具,外在性颠倒为主体,人类幼年的无言经验、非生产性的姿态等人类内在性构境存在的丧失,则成了他主要反思现代人的潜能本质缺失的内容。恐怕,这既是阿甘本激进哲学批判话语塑形的内里层,也是我们理解他后来生命政治论批判的构境后摄支点和极关键的思考前提。首先,依阿甘本所见,语言作为一种潜能本身是不能被对象化认识的,它不是达及存在的塑形手段,而是无中介的关系存在方式。作为纯粹手段的语言是我们存在中的共有,它原本应该是一个非功利的无中介的中介,可是,资产阶级的存在性世界却将这个共有粗暴地征用和占有了,于是,作为语言异化物的景观就成了暴力性存在构序的目的和本体。这也是海德格尔坏坏地说,“语言是存在之家”的深一层构境意向。其次,如果在语言—景观的本质颠倒中,手段与目的被异化了,那么阿甘本进一步的问题则是资本主义存在本质的手段本体论得以生成的隐秘基础:即作为一种外在性的特别存在的景观,为什么会颠倒式地侵占本有并取而代之?在阿甘本这里,一是物与人的影像之畸变,二是主体之脸石化为怪相的面容。其三,在阿甘本看来,作为人类成年的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缺失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潜能,是生命本身应该居有的某种先验的幼年式的纯真经验。其四,在关于现代人内在性丧失的思考中,阿甘本指认的另一个方面是本有的姿态。这又是一种非直观的构境潜能。阿甘本说,早在19世纪末,西方资产阶级已经确定无疑地失去了它的姿态。需要指出,在这一构境层中,阿甘本的激进话语从根基上仍然是新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批判,内在的经验和姿态是作为个人应该本真存在的潜能,但现实中却颠倒和异化了,这种理想化的伦理诉求真的美好却又是十分苍白的。

四、德波的景观概念

阿甘本特别关注了德波[26]的《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1967)[27]一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他看来,这是对布尔乔亚世界全新的消费-传媒社会中那种无法用肉眼直观的隐性苦难和奴役的透视——景观拜物教批判。在这里,阿甘本特别想让我们回到已经被人们逐渐忘却的马克思独有的经济拜物教批判。依阿甘本之见,景观的秘密并非在于直接的物性商品推销,而是在每个人无意识中点燃的欲望的塑形生产,这种影像占位的本质恰恰是通过象征性伪构境中的虚假承诺,构式成一种被我们误认为本己欲求的伪“我要”。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阿甘本指认了景观控制和支配的对象并不是人们意识层面的理性主体,而是无意识层面惯性运转的身体的商品化本身,或者叫资本的身体化投资。可是,景观建构起来的身体商品化却背弃了影像对原型的依存,在今天铺天盖地的广告和演出中,景观看起来是模拟现实,可实际上发生的事件却是景观塑形替代了实在!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景观存在已经是一种“没有原型”的本体存在。当然,景观占位并不是让实在世界完全消失归零,而是通过控制人们的知觉和集体记忆使景观塑形支配生活。由影像等各种媒体建构起来的景观构序,让你生成特殊的看到、听到和触到,景观让你的记忆中只存在影像投射中的景观商品,景观的媒介交流代替了真实的对话,没有实在,只有景观塑形、景观构序与景观构式,一切都转变为景观伪构境。我认为,阿甘本对德波景观概念的讨论和拓展思考是深入而令人发省的。

五、对当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哲学批判

阿甘本首先以海德格尔晚期的本有论哲学为基础,宣告了以占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存在历史的终结,在Ereignis的照妖镜之下,我们会重新看到资产阶级世界中存在的神圣人、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常态化下的活死人情境。他在福柯生命政治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异轨式地完全跳出过去的所有现代性政治学思路,提出了一批全新的理解当代政治哲学的存在论范式和装置,引导我们走进一个传统政治哲学断裂后的生命政治学思考深渊。在这一层面上,阿甘本的一个重要哲学考古学发现,就是作为赤裸生命特殊在场的神圣人。神圣人现象的生成恰恰是通过某种法律法律悬置中的例外状态,可杀的神圣人是一种被神性和法律双重排除后的似乎没有了任何社会存在形式的赤裸生命。

 其次,是阿甘本非常精彩的一个看到不在场之物的批判性构境,即关于奥斯维辛现象背后不可见的存在论剩余。这可能是在阿甘本现实历史批判思考中我自己最被打动的内容。我注意到,阿甘本可能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正面回答阿多诺“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断言的人,他也是继阿多诺之后,真正可以透视奥斯维辛现象的政治哲学家。通过独特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捕捉到可见的历史证言中隐匿的不在场之物,阿甘本极深刻地透视出人类自己制造的“无罪的杀人者”和作为赤裸生命中极端状态下的“穆斯林”现象,从而把握到奥斯维辛背后那种不可正视的生命政治存在论剩余。阿甘本认为,奥斯维辛中见证者无法见证和言说的真正令人恐怖的东西竟然是一种非人的生命存在构境,它是活着的人,却已经死去。这里不是可见的杀害,却是非人的生命存在和已经死去的活人,这是奥斯维辛中出现的不可能存在之真实。说实话,我最喜欢阿甘本的这一研究。[28]

其三,在阿甘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本质是死亡政治。因为,我们都是“现代神圣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废除神圣人,而只是把它粉碎并撒播在每个个体的身体塑形之中。暴力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化为面对赤裸生命的微观权力。生命权力的支配权不再是来自于血统、契约或金钱,甚至也不是法律,而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知识、教养、健康、理想和欲望等)强暴地塑形和入序于赤裸生命。这恰恰是当代资产阶级生命政治布展的重要策略。并且,当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政治结构,通常也正是通过使这种产生神圣人的“悬法”例外状态永久化,今天的悬法例外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已经成为常态的紧急状态、难民和收容所。当紧急状态成为法则,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变成了一种反民主倒错中看不见的“死亡的装置”;当没有了国籍、没有了身份的无家可归的难民落入到赤裸生命状态,这就会让基于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虚假人权概念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收容所作为例外状态存在正慢慢地变成资产阶级社会治理的一个支撑性构件,并成为西方民主社会政治常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这已经消解了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的基根。可以说,这一部分内容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哲学批判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他在当下西方左翼知识界获得巨大学术影响的主要原因。

六、关于安济(oikonomia)概念的思考

在阿甘本回溯的全新考古学构境中,基督神学中oikonomia的意义构境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家政学,而是上帝不在场或空王位构境中的神恩安济。依阿甘本的观点,福柯挖掘出来的当代资产阶级治理范式的原型就是神学中的神恩,即上帝不直接在场中的神恩浩荡,正是圣灵通过圣子的道成肉身之显现,指引了现世创序的救赎之路,以从事物自身的有序性关系治理世俗世界,安邦济世。阿甘本说,在众多神学文本中,安济救赎即让世界入序,让世俗万物入序的安济正是由治理实践每时每刻建构和构式起来的。阿甘本是要深入探寻一种神学构境中的看不见的安济之手,以及它与资产阶级现代生命政治学中的“空王位”权力部署的内在关联。甚至,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是神恩安济的一种当代延续。我以为,阿甘本将福柯的资产阶级治理观回溯到神学构境的缘起处,这无可非议,但当他将资产阶级的生命政治治理同质于中世纪的神性权力,这明显是非历史的僭越。

当然,阿甘本的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他关于当代政治、语言、宗教和艺术研究的大量文本,都是当代西方学术原创中的上乘精品。本书仅仅是关于阿甘本哲学思想中部分方法论和激进批判理论的一个专题性、导引性的初步尝试。它的历史性构境意义,只在于身后的学术巨浪将其扑倒在思想史的沙滩上。

我以为,在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和葛兰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先期观念逐渐淡出思想史研究的热点时,阿甘本和奈格里[29]、维尔诺[30]等人在今天以极其厚重的原创思想风暴再一次使意大利左翼学术阵地成为当今批判理论的制高点。令人赞叹。

注释

[1]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当代意大利著名思想家,欧洲后马克思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现为欧洲研究生院(EGS)巴鲁赫•德•斯宾诺莎教授,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并于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哲学。阿甘本1956年毕业于意大利罗马大学,以西蒙娜·韦伊思想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博士后阶段,阿甘本于1966年和1968年参与了在普罗旺斯的勒托尔(Le Thor)举行的马丁•海德格尔主持的关于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研讨会。1978年,阿甘本主持了瓦尔特•本雅明意大利译本的翻译工作。主要著作:《诗节:西方文化中的文字与幻觉》(1992);《将来的共同体》(1993);《神圣人》(1998);《无目的的手段》(2000);《奥斯维辛的残余:证词与档案》(2002);《例外状态》(2003);《亵渎》(2005年)、《何谓部署》(2006年)、《王国与荣耀》(2007);《万物的署名:论方法》(2008)、《何谓当代》(2008)和《裸体》(2009)等。

[2]斯拉沃依·齐泽克(Slavoj Zizek,1949—):当代斯洛文尼亚著名思想家,欧洲后马克思思潮主要代表人物。1949年3月21日生于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市,当时,该市还是前南斯拉夫西北部的一个城市。1971年在卢布尔雅那大学文学院哲学系获文科(哲学和社会学)学士,1975年在该系获文科(哲学)硕士,1981年在该系获文科(哲学)博士。1985年在巴黎第八大学获文科(精神分析学)博士。从1979年起,在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该所从1992年开始更名为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要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1998);《斜视》(1991);《在否定中停留——康德、黑格尔和意识形态批判》(1993年)、《难缠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1999年)、《快感大转移》(1994);《易碎的绝对》(2000);《视差之见》(2006年)、《捍卫失败的事业》(2008年)、《比无更少》(2012年)等。

[3]2007年,在我的邀请下,齐泽克第一次成功访问中国。应该说,这也是当代后马克思思潮中的重量级学者第一次在这块东方土地上登场。在南京大学访问的那些日子里,除去他的四场学术报告,更多的时间就成了我们相互了解和沟通的宝贵时光。开始,双方还都有些面具式的客套,可没有多久,就全放开了。什么时候,齐泽克开始卖弄他那无穷无尽的黄色笑话,那就是他最放松的状态。学术交流之余,他喜欢到大街小巷中感受中国百姓的生活,一边打着胰岛素,一边不加节制地狂食小吃,买一张又一张的便宜CD和DVD,很休闲地穿着皱巴巴的大汗衫逛在普通的南京市民中。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多动症的他突然停下抖动的肩膀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教授张,在今天欧洲的最重要的左翼学者中,你还应该关注阿甘本、巴迪欧和朗西埃,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说实话,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陌生的名字。虽然在2000年,我已经提出后马克思思潮这一概念,但还是局限于国内已经比较热的鲍德里亚、德勒兹和后期德里达,当时,齐泽克也就是我最新指认的拉康式的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代表。可能也正是由于齐泽克的推荐,才促成了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开始购买阿甘本、朗西埃和巴迪欧等人学术论著的版权,这也开辟了后来全新的“激进思想家译丛”。当然,除去齐泽克、阿甘本、朗西埃和巴迪欧,我又逐步增加了维利里奥、斯蒂格勒和斯洛特戴克等人的书。可喜的是,这套“激进思想家译丛”已经陆续出版了十多种书,逐步开始生成国内西方左翼学术思潮研究新的构式前沿。为此,还真应该谢谢齐泽克的指引。

[4] 后马克思(Post-Marx)思潮系指欧洲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之后出现的一种激进社会批判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如齐泽克、朗西埃、阿甘本和巴迪欧等人。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关键的理论基础,同时又在方法论和基本立场上深刻地承袭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他们截取了一些新的社会文化断面,激烈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但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5]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欧洲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1937年,巴迪欧出生于摩洛哥的拉巴特;1956年,巴迪欧考入著名的巴黎高师;1964年,获得索邦大学的教师资格;1967年,巴迪欧被阿尔都塞邀请去参与了他所主持的“科学家的哲学课堂”。主要著作:《模式的概念》(1972);《主体理论》(1982);《存在与事件》(第1卷,1988);《元政治学概述》(1998);《世界的逻辑:存在与事件》(第2卷,2006);《第一哲学宣言》(1989);《第二哲学宣言》(2009)等。

[6]构境(situating)是我在2007年提出的核心哲学范式,它的最初出场是在寄居于《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一书的方法描述。在我这里,构境概念被表述为关于人的历史存在论的一个东方式的总体看法,它不涉及传统基础本体论的终极本原问题,而只是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我区分了社会生活空间中的物性塑形、关系构式、创序驱动和功能性的筑模之上的人的不同生存层级,以及与这些不同生存状态和意识体认可能达及的不同生活情境,我将主体存在的最高层级界定为自由的存在性生活构境。很显然,在当代思想的形而上学内省和焦虑中,人们因为担心存在变成石化的在者、概念变成死亡的逻各斯本质,于是做作地在存在和概念的文字上打叉(海德格尔的“删除”和德里达的“涂抹”),而构境之存在就是当下同体发生的建构与解构性。情境之在不存留,只是每每辛苦的重建。当然,在现实历史事实中,构境存在通常是与他性镜像与伪构境(幻象)同体共在的。

[7]构序(ordering,创序),是我在1991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复杂性科学中,构序即负熵。构序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生产力同义,是指“人类通过具体的实践历史地构成特定物质存在层系的人的社会存在的带矢量的有序性”。2009年,我在构境论的基础上再一次确认了这一概念。“与主体性的劳动塑形活动和客观的主体活动关系、塑形物的链接构式不同,生产创序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活生生表现出来的特定组织编码和功能有序性,或者叫保持社会存在消除其内部时刻发生的坠回到自然存在无序性熵增力量的有序性负熵源。社会历史存在中的创序能力是由劳动塑形为主导的整合性的社会创造能力,这种创序能力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复杂化而丰富起来。”参见拙文:《实践构序》,《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哲学研究》2009年11期。在不久前结束的福柯研究中,我惊奇地发现,构序竟然也是福柯哲学的重要的范式。

[8]也有人指认阿甘本的思想背景为“马克思主义的情境主义,帕比尼安(Aemilius Papinianus,142-212,著名的古罗马法学家)的缄默者,本雅明的口述传统者(kabbalist),阿伦特的自由主义,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等复杂思想资源群。这个评介是缺少支援背景主轴线索的。参见[英]卢赛蒂:《阿甘本和施米特的政治浪漫主义和生命政治》,陈国兴等译,《生产》第7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9]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台译洪席耶,1940—),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欧洲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1940年出生于阿尔及尔,曾经为阿尔都塞的学生,参与写作《读资本论》。曾任法国巴黎八大哲学系主任,现为该校荣誉哲学教授。主要著作:《阿尔都塞的教训》(1974)、《劳动者之夜:十九世纪法国劳工的幻想》(1981)、《哲学家及其贫乏》(1983)、《歧义:政治与哲学》(1995)、《美学的政治:可感性的分配》(2000)等。

[10][美]杰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李永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1]他性镜像阶段,是我在2007年出版的《回到列宁》一书中提出的构境论思想史解模式的第一阶段,即一个思想家在其初始学术奠基中,一般都会是采取无意识认同于自己老师的观念或基始性典籍的方式起始一种他性镜像阶段。参见拙著:《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4页。

[12]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德国著名哲学家。出生于德国西南巴登邦(Baden)弗赖堡附近的梅斯基尔希(Messkirch)的天主教家庭,逝于德国梅斯基尔希。代表作不:《那托普报告》(1922);《存在与时间》(1927)》;《哲学论稿——自本有而来》(1936-1938)等。

[13]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1950年,福柯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在康吉莱姆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969年曾经任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主任。1970年,他被任命为法国最有权威的学术体系,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的教授。主要代表作:《疯癫与文明》(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史》(1976-1984);《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等。

[14]塑形(formating)是我于2009年在汉语学界独立提出的概念,当时我将其英译为shaping。在马克思晚期的经济学-哲学语境中,它表征了“人类劳动活动为我性地改变物性对象存在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物质是不能创造的,但劳动生产却不断地改变物质存在的社会历史形式。人的劳动在生产中并不创造物质本身,而是使自然物获得某种为我性(一定的社会历史需要)的社会存在形式”。参见拙文:《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哲学研究》2009年11期。在不久前完成的关于海德格尔的研究和福柯研究中,我发现塑形概念是现象学和福柯等一批欧洲思想家普遍使用的研究范式。这令我大受鼓舞。

[15]构式(configurating)系我在2009年从建筑学研究领域中的“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理论”中挪用来的概念。我当时是想用其指认“指人与物、人与人主体际的客观关系系列及其重构(再生产),这是人类生存超拔出动物生存最重要的场境关系存在论基础”。 与有目的、有意图的主体性的劳动塑形不同,关系构式往往是呈现为一种受动性的结构化的客观结果。它既是社会生活的场存在形式,又是社会空间的建构。参见拙文:《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哲学研究》2009年11期。在不久前的福柯研究中,我竟然发现构式一词竟然也是法国科学认识论研究之后一批重要学者使用的范式。

[16]张一兵:《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第一卷,走向存在之途),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7]海德格尔1936年以后在秘密文献启用的德文古高地语中的单词,Sein一词的另一种拼写,出自荷尔德林的诗境。但也有人考证,费希特很早也使用过此词。参见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Jena:Gabler,1796.S.3.

[18][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自本有而来)》(1936-1938),《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9年。此书的中文译本,已经由孙周兴博士历时七年翻译完成,并由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另外七本为:《回忆第一开端》(1937)、《存在(化为本有)》(1937),《海德格尔全集》第73卷;《沉思》(1938-1939),《海德格尔全集》第66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存有的历史》(1938-1940),《海德格尔全集》第69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论开端》(1941),《海德格尔全集》第70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5年;《化为本有》(1941-1942),《海德格尔全集》第7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9年;《开端的小路》(1944),《海德格尔全集》第72卷等。

[19]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代表作为:《悲剧的诞生》(187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5)、《论道德的谱系》(1886)、《偶像的黄昏》(1889)等。

[20]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to Life”, in Untimely Meditations, trans. 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0.

[21][意]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22][意]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23][意]阿甘本:《上帝没有死,它化身为金钱》(访谈,译者:赵超),参见Giorgio Agamben, Dio non è morto, è diventato Denaro , intervista a Peppe Savà,ragusanews,16/8/2012.

[24]赫斯(M·Hess,1812—1875年):德国近代社会主义理论家。主要论著有:《人类的圣史》(1837);《欧洲三同盟》(1841);《行动的哲学》(1843);《论货币的本质》(1844)等。

[25]参见拙著:《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章。

[26]德波(Guy Ernest Dobord)(1931~1994):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实验主义电影艺术大师、当代西方激进文化思潮和组织——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始人。他于1957年组建情境主义国际,主编《冬宴》、《情境主义国际》等杂志,主要代表作有:电影《赞成萨德的嚎叫》(1952年),《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言》(1954年),《异轨:如何运用》(与乌尔曼合作1956年),《异轨的理论》(1956年),《关于情境主义国际趋势行动和组织状况的报告》(1957年),《文化革命提纲》(1958年),《定义一种整体革命计划的预备措施》(与康泽斯合作1960年),《日常生活意识变更的一种视角》(1961年),《关于艺术的革命判断》(1961年),《关于巴黎公社的论纲》(与范内格姆合作1962年),《对阿尔及利亚及所有国家革命的演讲》(1965年),《景观商品经济的衰落——针对沃茨的种族暴乱》(1965年),《景观社会》(1967年)。1973年,德波根据自己的《景观社会》一书拍摄了同名电影。1988年以后,德波写出了半自传体的著作《颂词》,并继续完成了其《景观社会》的姊妹篇《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1988年),进一步完善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1994年,德波与布瑞吉特·考那曼合作,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电影《居伊·德波——他的时间和艺术》。影片完成之后,当年11月30日,德波在其隐居地自杀身亡。享年63岁。

[27][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新木新译2016年版。

[28]我就阿甘本的这一研究,曾经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进行过多次学术讲座。

[29]安东尼·奈格里 (Antonio Negri,1933-):意大利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56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同年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主义党。20世纪60年代曾参与组织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Autonomia Operaia)。1967年获得教授资格。1978年春季,他应阿尔都塞的邀请在巴黎高师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大纲》的讲座,其书稿于1979年分别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即《大纲课程: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1979年,奈格里因牵连红色旅杀害时任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以及策划颠覆政府而被捕。释放流亡法国14年,在法国文森大学(巴黎八大)和国际哲学学院任教。1997年,在刑期从30年缩短到13年后,奈格里回到意大利服刑。在狱中奈格里出版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奈格里与哈特合作出版了三部曲:《帝国》(Empire, 2000);《诸众》(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2004);《大同世界》 (Commonwealth, 2011)等。

[30]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 1952- ):意大利左翼哲学家。曾因支持意大利“红色旅”被捕入狱。罗马大学教授。代表作为:《诸众的语法》(2004)等。


(原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4期,转载于“实践与文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