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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三条线索 ——习近平总书记“7. 26”重要讲话学习心得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7. 26”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 并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勾画了三条线索 : 一是从“民族复兴线索”来看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标志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 二是从“社会主义线索”来看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探索、创新的整体性历史与集中超越 ; 三是从“现代化线索”来看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继承并超越了中国百余年现代化历史 , “中国道路”凸显了人类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的可能性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 “7. 26 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 , 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 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如何科学把握新阶段的新特征及其历史定位。 新阶段的“新”可以理解为“4+2”模式 , 即新的“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梦想”需要新的“伟大理论”与“伟大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 ,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 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 ,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上述“三个意味着”的重要论断 , 为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 , 本文将其概括为“民族复兴线索”“社会主义线索”与“现代化线索”。

一、“民族复兴线索”  :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并非凭空而来 , 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继承性与延续性 , 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 马克思指出 , 任何一个时代的产生都是建立在前一个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大量资金、技术与生产力总和基础之上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上述历史规律表达了高度的理论尊重 ,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 :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 ;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 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在“7. 26”重要讲话中提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 , 这是从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宏大谱系出发 , 来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历史方位 , 是基于中华民族主体性生存的纵向视角进行衡量的理论考虑。 从这一纵向历史性线索出发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有助于从根本上说清楚当下进行的全新事业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发展必然性。 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 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 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1、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立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方位 , 完成了民族主体性身份的重建与“站起来”的目标

近代以来 , 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欺侮 , 原先维系自身数千年之久的社会秩序与信仰系统遭受巨大冲击与瓦解 , 亡国灭种成为现实危险。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救亡图存 , 也自然成为近代中国维持一百多年之久的实践主题。 在“落后挨打”所形成的应激性反映基础上 , 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寻求民族主体身份的重建与以国家富强为目的奋斗 , 大多是以直接学习西方的方式展开的。 “模拟西方”以解决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问题 , 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了时代的核心环节 , 并以多样化的方式加以展开———从学习“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 然而 , 帝国主义的一再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 , 一个困扰国人的思想难题始终存在着 , 即“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不少 , 但是行不通 , 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问题的本质在于 , 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并未对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历史定位作出科学的分析 , 也未能在此基础上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路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 , 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特征及其历史方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后发民族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革命 ,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 , 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建立 , 真正标志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 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主体性身份的根本性重建 , 即成功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 概言之 , 这一问题的成功解决 , 关键在于寻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 , 并将其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 , 锻造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 , 科学分析了影响中国“站起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 , 构建了正确的革命路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

2、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 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求解“富起来”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重要契机

尽管新中国成立标志着“站起来”问题得以解决 , 但如何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富起来” , 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考量 , 而这始终是伴随着时刻提防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与紧迫感而存在着。 毛泽东 1956 年就曾指出 : “你有那么多人 , 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 , 资源那么丰富 , 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 , 据说是有优越性 , 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 , 你像个什么样子呢? 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只有尽快实现新中国“富起来”的目标 , 才能从根本上解除被开除“球籍”的危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将“富起来”目标的实现与社会主义相挂钩 , 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方式实现新中国的富强 , 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 通过“三大改造” , 1956 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 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由理论形态向现实形态的转变 , 确立了实现“富起来”目标的历史基座。 然而 ,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 ,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复杂历史 , 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共产党人迫切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理想主义冲动所导致的。 “穷”→“急”→“左”的公式 , 可谓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真实心理写照。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 : “如何发展生产力 , 这件事做得不好。 主要是太急 , 政策偏‘左’ , 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 , 反而受到了阻碍。”

尽管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实践未能解决中国“富起来”的问题 , 但它为后来改革开放求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与重要契机。 一者从显性角度来看 , 改革开放前 30 年实践为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提供了物质基础、制度保障与理论准备 , 这是一条可以供后者直接继承的“明线” ; 二者从隐性角度来看 ,  “前 30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及其深刻教训 , 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正是通过对“前 30 年”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 , 才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 这是一条通过总结经验可以间接继承的“暗线”。

3、作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实现着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开启 , 在很大程度上是直面“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困境、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 正如邓小平所言 : “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 , 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从“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 , 首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之上的。 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 从根本上决定了党的一切工作都应当围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个重心 , 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达致“富起来”的目标。 正如邓小平多次强调的那样 , “搞社会主义 , 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 ,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历史积累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 尤其是在物质生产力水平与综合国力提升等方面 ,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 , 发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中国震撼” ,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13 亿多中国人整体跨入中等偏上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 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 , 辩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战略机遇与重大挑战 ,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诸如 , 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 决胜全面小康 ; 全面深化改革 , 对生产力的深度解放与提质发展给出了巨大的上升空间 ; 全面依法治国 ,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蹄急步稳 ; 全面从严治党 , 党风政风焕然一新 ; 在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的同时大步迈向世界舞台中心 , 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 “一带一路”建设如火如荼 ,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应声如潮 , 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关系秩序正由此重塑……伴随着这些实践新成就 ,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因为历史证实了、人民看清了 : 上述伟大历史性成就的取得 , 从根本上来说 , 正是因为坚持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正是基于上述历史性的成就和认识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 ,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 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任务 ,  实现着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与“强起来”完整目标的有机统一。 

4、以“中国梦”为代表的伟大“理论创新” , 标志着伟大民族复兴历史线索的科学建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执政之初 , 就明确提出“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 , 将其视为新阶段凝聚共识、引领思想潮流的重要理论指针。 “中国梦”的提出 , 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现民族复兴、主体身份重构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 确立了新的科学理论指引。

从“中国梦”的提出来看 , 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提出具备了广阔的思想史意义。 “中国梦”的提出 , 不仅仅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阶段的现实历史境遇出发作出的理论思考 , 而且也是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线索出发作出的理想思索。 追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 , 一直构成了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共识与奋斗目标。 然而 ,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造成了“伟大梦想”的失落与破碎 , 重塑这一伟大历史性梦想构成了当前提出“中国梦”的基本历史继承性。 同时 , 必须要指出的是 , 当下提出的“中国梦”不仅具有基本的历史延续性 , 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是具备了重大的历史超越性 , 即“中国梦”并非是以往历史性梦想的简单重现 , 而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座之上进行的结构性重构。 所以 , “中国梦”并非如西方一些学者所言 , 是简单的民族主义复活 , 而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基础上进行的伟大历史性重构 , 是历史的继承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

从“中国梦”的现实内容上来看 , 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中 , 对民族、国家与个体梦想的有机整合 , 是宏大叙事与微观诉求之间的辩证统一。 之所以说“中国梦”的提出标志着从“站”到“富”再到 “强”的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 , 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 一者它表征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主之伟大梦想 , 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实践沉淀 ; 二者它是在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尤其是其新阶段的基座上推动伟大梦想的实现 , 具备了科学的理论指引与扎实的逻辑支撑 ; 三者它不仅是国家、民族等集体梦想的代表 , 而且从归根结底意义上来说是中国人的伟大梦想 , 是集体与个体梦想的辩证统一。 所以 , “现在 ,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可以说 , “中国梦”的科学理论创新 , 既是从理论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阶段的一次重大突破 , 更是推动新阶段前进与发展的重要理论保障。

二、“社会主义线索” : 社会主义在中国探索与创新的历史性超越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发展阶段 , 不能从根本上脱离社会主义的发展谱系 , 尤其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探索性历史。 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 , 由“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转变 ,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转变 , 这一系列由历史与现实相互勾连的线索 , 构成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一条逻辑主线。

1、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最终被接受 , 关键在于其彻底解释并解决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主题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生存环境 , 在一定程度上却造成了思想界的空前激荡 , 因为各种思潮都尝试对近代中国作出某种解释与引导。 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思想场景却如昙花一现 , 各种思潮都未从根本上解释清楚近代中国的历史窘境 , 也未提供出摆脱这一困境的切实可行之方法。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 , 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十月革命之后 , 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 并将其作为观察宇宙、改造世界的工具。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 , 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外还存在一种另类的可能性———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 , 社会主义理念具有双重维度的超越性 : 一是超越了近代中国因“落后挨打”而形成的心理矮化意识 , 重建了民族自尊与自信 ; 二是超越了中国导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心理依赖 , 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构筑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同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一起 , 被中国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欢迎、所接受、所传播、所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 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 : “理论只要彻底 , 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 ,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可以说 , 十月革命仅仅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外因 , 更为本质的内因在于 ,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抓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 救亡图存的实践主题 , 并从理论上“彻底”解释了这一问题。 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变 , 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 尤其是新中国的成立和“三大改造”的完成 , 具有双重维度的重大意义 : 一者是生发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与文化语境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 在古老东方异域文明形态中的生根 , 彰显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穿透力与现实生命力 ; 二者以社会主义框架与价值典范引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 , 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 , 这一运用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现实实践的“现实改造” , 在很大程度上也完成了对经典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 , 例如 , 在人民掌握政权的条件下以非暴力形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2、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曲折历史 , 构成了社会主义在中国探索性实践的重要环节

在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便是“苏联经验”。 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 始终以辩证的态度对待“苏联经验” , 即一方面承认“苏联经验”的合理性与重大理论价值、现实意义 ; 另一方面强调必须要有分析 , 创造性地学习“苏联经验” , 结合中国实际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应当说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基本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 并着力将其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实践之中。 但由于受主观认识与时代条件的限制 ,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中国步入了曲折发展的历史 ,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外封闭 , 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 , 忽视发展生产力 , 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邓小平后来总结道 : “什么叫社会主义 ,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根本性问题在于 , 尽管当时努力想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 但从根本上未能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 , 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办事。 当然 , 必须要看到的是 ,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曲折发展 , 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 是在中国这样复杂历史条件下进行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难免犯的错误 , 需要从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角度加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新阶段的开辟 , 彰显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强大生机与活力

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境遇 , 正如邓小平所言 : “一九四九年 , 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但也如他接着所言 : “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现在三十八年 , 这中间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 但什么叫社会主义 ,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  还在摸索之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失误 , 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契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 , 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为显著特征的 , 在此过程中所取得的系列显著成就 , 无可辩驳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如果说 , 一百多年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时代最强音的话 , 那么 ,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 尤其是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历史成就及其步入新的历史阶段的显著事实 ,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 业已成为新的时代最强音。

党的十八大之后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新阶段 ,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诸多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伟大斗争。 在此过程中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直面变动的实践 , 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制度创新 ,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着眼于对这个新阶段的历史引领 , 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容置疑”的重要观点 :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 , 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 这一点不容置疑。 同时 , 也要看到 , 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 , 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 , 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 , 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前一个“不容置疑” , 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理论创新 , 而后一个“不容置疑” , 则明确了新阶段中进一步推进对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动力与机遇。 可以说 ,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 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及其新的历史阶段的迈进 , 从根本上彰显了社会主义在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强大生命力 , “这不仅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 而且为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选择”。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 , 彰显了新阶段的重大理论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场景中 , 不断直面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 生发出诸多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 , 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不断深化 , 从制度与实践层面凸显了新阶段的特殊历史定位。

从经济层面来看 , 为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 并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呈现出的阶段性新情况与新特征 , 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启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将“认识新常态 , 适应新常态 , 引领新常态”视为我国经济发展今后一个长期必须坚持的大逻辑 ;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教训的系统化总结与提升 , 继承、发展并超越了前人的发展理念 , 提出并实践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代表的“新发展理念论”。 这些 ,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从政治层面来看 , 更加明确地回应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的要求 ,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 , 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 , 要求全面依法治国 ,  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升到社会主义应有之义的高度加以把握 , 显著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革新与完善。

从文化层面来看 , 基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宏大需求 , 提出了更具深远性、基础性、持久性、广泛性的 “文化自信”问题 , 明确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融合 , 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阶段。

从社会层面来看 , 新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 , 便是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 通过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及以扶贫攻坚为重点的一系列民生举措 , 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从生态层面来看 , 绿色发展观的确立 ,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与“美丽中国”的理念 , 从根本凸显了新阶段在生态文明问题上的突破性发展。

从党的建设层面来看 , 全面从严治党 , 取得了反腐败、纠“四风”斗争的阶段性成果 , 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 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 并且 , 深刻洞察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问题 , 即“不忘初心 , 继续前进” ,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 , 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

三、“现代化线索”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另一种可能性

无论是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线索 , 还是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历史线索来看 , 二者存在一个通约性因素 , 即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 实现中国社会历史形态由传统向现代的质性跃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的历史阶段 , 从根本上继承与延续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实现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推进现代性的基本线索 , 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完成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构。

1、中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与追求现代化之间存在基本的逻辑同构性

一方面 , 无论是民族复兴亦或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 , 其显著目的都是服务于推动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升级转换 ; 另一方面 , 中华民族的历史复兴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推进 , 须臾不能离开现代化的支撑。 具体而言 , 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在现实生存性层面 , 是通过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感受到的 , 这是西式现代化的物质逻辑对国人的巨大冲击效应。 “ 要救国 , 只有维新 , 要维新 , 只有学国外。” “学国外” , 主要是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及其显性物质逻辑 , 以解决民族生存性危机、实现民族复兴。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 近代中国在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 学习西方经历了系列逻辑转换 ,  大致可定义为从“中体西用”到“西化”最后到“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 从直接意义上来说 , 是在西方列强现代化“冲击”之下所作出的“回应”。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 , 则是通过展开中国的现代化逻辑———从学习西方现代化到超越西方现代化以形成中国自身的现代化道路。

同样 ,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逻辑 , 从根本上也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求索 , 其原因主要具有两个方面 : 一者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与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基础之上的 , 因而社会主义逻辑非但不排斥现代化 , 反而在很大意义上是以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出场的更为高级的现代化方案 ; 二者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与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展开 , 从根本上需要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 , 以廓清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系列障碍———主要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 正如有国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 在 20 世纪 50 年代 , 新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新的社会变革纲领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 中国社会急速地迈向了社会主义道路 , 并以此作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方案。

以社会主义为基座展开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 , 从根本上与前期直接模仿西方现代化道路存在着根本性差别 , 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格式塔革命。 将中国现代化置于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理论操作 , 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单纯的物质性的技术进程 , 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中国以社会主义为基座的现代化表达了一种新的历史目的论 , 即一种将社会主义实践理解为通达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和将主体生存意义与价值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构的实践之中的态度。 可以说 , “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不仅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形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 , 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具体呈现出如下两个方面的内涵 : 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表征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方案规划的现代化之属性 , 因为现代化的概念即表征了对现代化物质层面的追求与向往 ; 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为基座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建构的 , 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重构方案 , 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之弊端为批判性对象的 , 从而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 正是在上述批判性理念的指引下 , 展开了中国现代化的超越性探索。 尽管这种探索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走了许多弯路 , 但在很大程度上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寻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经验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的现代化 , 正如邓小平所言 , “我们搞的现代化 , 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所谓“中国式”即是指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化 , 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 使其一方面坚守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 另一方面又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 从而 , 实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再次超越。

2、“中国道路”从根本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人类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种可能性 , 凸显了“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启示效应

“中国道路”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也是当代中国求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之路。“中国道路”在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理论价值与意义 , 主要表现在如下两重维度的超越性 : 一是对 “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 尽管“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 , 但对于它的理解与把握 , 始终离不开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探索性实践。 前 3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 , 在理念上已经提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 , 例如 , 毛泽东在 1957 年就明确提出区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但并未解决好这一问题 ,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 “继续革命”与现代化两极之间的抵牾与纠缠 , 强调现代化、引入工具理性、科层制等物化逻辑造成与“继续革命”理念之间的冲突 , 使我们长期在“继续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进行 摆与徘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 第一 , 是反思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经验教训的产物。 它一方面坚持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挂钩 , 另一方面又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理念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挂钩 , 进而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第二 , 是对西式资本主义现代化逻辑的超越。 诚然 , 现代化首先生发于西方 , 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将资本主义在现代化时间上的先发性 , 刻意打扮为道义上的优先性与排他性 , 即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模式 , 进而垄断了在人类现代化探索问题上的解释权与话语权。 依此逻辑 , 广大发展中国家只需跟在西方社会后面亦步亦趋、照搬西式现代化模式即可。 问题是 , 西方社会在现代化问题上的时间先在性并不能代表其方案的唯一性与排他性 ,  因为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西方现代化模式仅仅是西方社会特殊的产物 , 并不具有绝对普遍性意义 , 这一点已为广大拉美地区后发国家照搬西式现代化模式而走向困境的现实所证明。 西方现代化道路仅仅是基于西方社会历史现实的一种特殊探索 , 广大非西方民族与国家基于自身社会历史与现实境遇 , 完全有可能建构出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图景。 在这一点上 , “中国道路”发挥了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 一方面 , “中国道路”本身坚守了现代化的一般逻辑 , 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逻辑必然性 , 同时也预设了这种现代性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加以推进 ; 另一方面 , “中国道路”仍然坚守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底色 , 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另类替代方案 , 构成了其内在本质性特征与最终价值导向。

3、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 构成了解码“中国自信”的理论密钥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 中国现代化事业也相应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其中 , 现代化的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当代理解更为丰富 , 更具有时代的意蕴与特点。 现代化的全方位巨大成就 , 是解码新阶段“自信论”的重要理论密钥。 对现代化的理解与把握 , 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 而且拓展到治理能力层面 , 明确提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 并将其视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产生 , 从心态上来看 , 就是形成了更加自主、理性与自信的心态 , 来对待新阶段的新成就、新情况与新问题 ,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心理状态便是自信 , 即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 之所以能够保持上述多维自信心理 , 并不是盲目的自信或自大 , 而是深刻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具体历史场景之中 , 尤其是根植于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显著成就之上。 这些自信 , 是通过科学辩证的认识成就、分析问题基础上所形成的理性认识。 新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保持了高水平的发展态势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胜利在望 , 将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最坚实的历史基础。 正是新阶段(也包括新中国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积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 才塑造了对新时代场景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高度从容与自信的理性姿态 , 这构成了解码“中国自信”的根本性理论密钥。 正如习近平所言 ,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信心源自何处? 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其新阶段的成就提供了现实基础 , 新阶段的新特征与新情况为深化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理论契机 , 以“中国道路”为代表的伟大中国现代化实践及其丰富经验 , 为下一步从理论上进行新概括、推动理论创新以及建构自信姿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概言之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处于不断的动态运动变化发展之中 , 新的阶段仅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性发展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 如何定位新阶段 , 如何理解新阶段的“变”与“不变” , 如何正确把握在整体性历史谱系中的位置 , 不仅需要精湛的理论意识 , 而且需要高超的政治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7. 26 讲话”中所概括的“三条线索” , 需要理论界着重加以分析与阐释 , 以期为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 提供理论参照。


(本文选自《探索》2017年第5期,转载自“南京大学哲学系”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