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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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乐强 :西方民主制度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危机

摘要:古代民主和古典共和主义构成了现代西方民主的重要来源。美国代议制民主是美国建国精英们在自由主义指导之下对古代民主和古典共和改造的结果,一方面,它实现了民主和共和的现代转型,并在新的语境中,实现了“民主”与“共和”传统的内在融合,开启了现代代议制民主-共和政体。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打破了过去贵族精英把持的政权形式,实现了精英政治的民主化,同时也开启了民主政治的精英化转向。由于代议制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决定了它始终无法解决形式民主与民主治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悖论,从而导致当前西方民主制度的功能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结构性危机和治理危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则有效克服了西方民主的内在弊端,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优越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主内涵,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民主;古典共和主义;代议制民主;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美国大选到英国“脱欧”公投再到法国大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反映了民众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不满,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弊端。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威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右翼势力的崛起,政治孤立主义、排外主义、经济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的蔓延,也对西方民主产生了严峻挑战。随着这些事件的不断发酵,未来欧美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必将会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当前形势,我们不禁要问,西方民主到底怎么了?这些现象的出现究竟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或者说,西方民主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先天缺陷?在此,本文就以美国代议制民主为例,通过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来细致剖析当前西方民主危机的内在根源,以期为当前学界深入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世界历史意义,提供有益借鉴。

一、民主与共和:两种“传统”的差异与融合

众所周知,西方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民主、平等”。那么,作为一个重要范畴,民主何以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它与原初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存在何种差异?要弄清这些问题,首先必须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演变过程。

从根源上说,现代西方民主起源于古希腊民主和古典共和主义。但就其实质而言,前者又与后两者存在重要差异。在古希腊时期,市民社会与国家是内在同构的,“像希腊那样,respublica(国家,共和国。原意是公共事务)是市民的现实私人事务,是他们的活动的现实内容……在这里,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是市民的生活和意志的真正的惟一的内容”[1]。因此,在雅典式城邦中,每个公民都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共同掌握国家权力机构。罗伯特·达尔将其特征概括为以下六点:(1)每个公民的个人目标与整体利益和谐一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善治理念,而城邦的主要旨趣在于培养追求公共善的良好公民。(2)每个城邦公民都具有高度的同质性。(3)公民政治体的规模比较小。(4)公民们能够召开公民大会,直接讨论和决定相关法律和政策。不论是农民、工匠还是贵族,只要他们是国家的公民,他们都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来参与城邦事务,虽然他们的阶级身份存在重要差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政治自由和平等。(5)在民主原则上,采用抽签方式来决定政府官员和司法等公职人员的任免,而不是根据出身、血缘、知识或财富等法则。在这里,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成为国家和城邦的治理者,并依据抽签原则轮流执政。(6)每个城邦都有独立自主性,不仅在政治上如此,在经济和军事上也是如此。[2]但不可否认,由于特定的历史局限,这种民主形式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还存在重要缺陷:一方面,它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因此,对内具有严重的排他性,在这里,所有的妇女和奴隶都被排斥在民主之外;另一方面,这种民主具有很强的排外性,它只存在于同一城邦的成员之间,而所有外邦人则无法享受同样的政治权利,“在希腊人之中,民主并不存在:它存在于,而且在希腊人眼中,它只存在于同一城邦的成员之中。这一观点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致命性地削弱了将各种城邦统一成为更大实体的尝试。”[3]换言之,就特定城邦而言,这种民主是相对真实的;但就整个希腊而言,这种民主则是多元涣散的:每个城邦各自处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之中,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整体。因此,当外敌入侵时,希腊人很难建立一种统一机制,共同对抗外来侵略,最终为外敌所征服。

针对雅典式民主,晚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做出了批判。他们认为,这种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持久的,只有将贵族和平民融合起来的共和政体,才是最好的,由此开启了共和主义的思想转向。后来经过古罗马和威尼斯共和国的实践塑造,以及古罗马政治思想家波利比阿、西塞罗等人的总结和发展,形成了古典共和主义传统。那么,何谓共和主义呢?总体来看,它包括以下几点:(1)“天下为公”的共有理念。国家是大家共有的,决不能把国家变成个人、阶级或集团的私有财产。(2)共治理念。任何阶级、集团和公民都有参与治理的权利,国家应当平等地保护每个阶层的权利。(3)和平共处。当阶级或集团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要依据合法程序,平衡各方利益,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政治争端。[4](4)共同善。要维持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除了良好的制度之外,还必须注重公民德性的培养。桑德尔指出:“共和主义理论的核心是这样一种看法:自由取决于共享自治……它意味着与公民伙伴就共同善展开协商,并致力于塑造政治共同体的命运。而就共同善展开充分协商,不仅需要选择自己目的的能力以及对他人做同样事情的权利的尊重,还需要关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归属感、对集体的关心和对与自己命运休戚与共之共同体的道德联系。”[5](5)混合均衡政体。在他们看来,不论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都是不稳定的,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和国家衰败,只有将君主、贵族和平民融为一体的混合均衡政体,才是最好的、最稳定的政体。这在古罗马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形成了以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为一体的混合机构。

以此来看,雅典式民主与古罗马的共和主义存在某种相似之处,譬如,都强调善治,注重公民德行的培养,强调法治,等等。然而,它们也存在重要区别:首先,雅典式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种选举制,而是以抽签和轮流执政为基础的直接民主。也是基于此,艾伦·伍德认为,如果抛开社会基础,可以说,“雅典的民主并不是‘形式的民主’,而是真实的民主。”[6]麦迪逊则将其称为“纯粹的民主政体”[7]。而古典共和主义者则反对用直接民主来决定国家事务,认为这极有可能产生暴民政治,最终导致国家崩溃。在他们看来,最理想的共和政体应是君主、贵族与平民相结合的混合政体。从这个角度而言,雅典的民主政体和罗马的共和政体决不是一回事。因此,直接将古代民主等同于古典共和是站不住脚的。其次,在古典共和政体中,元老院是最高的决策机构,由贵族组成,采用终身制;而执政官则是国王的代言人,行使行政和司法权等;公民大会只是通过民主形式,参与立法或选举执行官,虽然后来的权力有所增大,但它并不像雅典那样,能够通过直接民主来决定整个国家事务,后者的作用始终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受到元老院等机构的制衡。以此来看,古典共和政体,并不是君主制的直接对立面,它可以与后者并存;同样,古典共和政体也决不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在这里,民主只是作为一个分支(公民大会),被混合在共和体制之内,成为一种与贵族和君主权力并存的机制,在整体上只起附属作用,并不占据主导。因此,与直接民主相比,古典共和体制要相对保守一些;但与单一的君主制或寡头制相比,共和制又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8]再次,虽然雅典式民主和古典共和都是建立在奴隶制和等级制之上的,但前者的抽签和轮换机制,保证了公民权利的平等性,而后者又重新回到了以出身、财产或知识等为基础的任选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等级之间的权利不平等。在古典共和政体中,虽然平民也行使一定的权利,然而,真正把控大权的始终是贵族等级。就此而言,古典共和在本质上是一种贵族共和制。由此可见,在原初语境中,民主与共和既存在内在联系,也存在重要差异:前者主要是指直接民主,它是古代公民处理城邦事务的主要形式;而后者则是一种混合政体,其中民主并不占主导,只是作为一个附属分支,受到君主和贵族权力的制衡。可以说,这两种传统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民主的重要来源。

后来的历史表明,古典共和政体并不像理论家们设想的那样,是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之路,斯巴达共和国被马其顿征服,罗马共和国蜕变成罗马帝国,威尼斯等小共和国也最终趋于消失。中世纪之后,经过圭恰尔迪尼、马基雅维利等人的不懈努力,共和主义传统逐步得到重塑,并在17、18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得到践行。那么,17、18世纪的英美政体与雅典式民主、古典共和存在何种关系呢?它们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延续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对民主与共和传统进行了改造,但就程度而言,较为彻底的当属美国。在此,笔者就着重梳理一下建国初期美国对共和与民主的改造过程,以此来澄清美国共和政体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在革命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那么,美国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体呢?这就是摆在建国者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经过多方讨论,美国国父们异口同声地认为,共和制不仅是美国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最佳选择。但应当把美国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呢?围绕这一问题,建国精英们展开了激烈讨论。不过,大部分精英们都意识到,由于美国的国情和独特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美国不可能照搬古罗马和英国模式,相反,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建构一套全新的、本土化的共和政体,由此开启了对民主与共和的双重改造。

首先,是对民主的重塑。如前所述,雅典式民主是建立在同质社会之上的,这是一种小国寡民式的直接民主。在摆脱英国之后,美国成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群体复杂的“人民”国家,因此,这种直接民主显然不适用于美国。在罗马共和政体中,直接民主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贵族。而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美国显然缺乏贵族和君主制传统。因此,单一的寡头制、君主制或贵族制显然不受美国民众欢迎;而包含贵族和君主制在内的古典共和政体,自然也无法在美国生根发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建国精英们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在直接民主和作为分支的民主之间开辟了第三条道路,形成了所谓的代议制民主。[9]据李剑鸣教授考证,在建国精英中最先提出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做出明确界定的是汉密尔顿。[10]在他看来,由全体公民共同决定城邦重大事务的民主形式是纯粹的直接民主,而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来治理国家的民主形式则是代议制民主。这一概念的提出在民主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实现了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的转变,开启了民主的现代转型。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有效解决了古代民主面临的人口规模和地域界限问题,使民主转化成为符合大国政体需要的现代民主。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又吸收了古代民主的理念,形成了以“人民主权”为原则、以定期选举为方法的代议制,将全部政府官员变成了“人民的代表”,彻底弱化了贵族制和君主制的色彩。这样,政府也就不再以等级制为基础,而是全部建立在“人民”的合法选举之上;同样,民主的地位也不再像罗马政体中那样,仅仅作为一个附属的分支,受到君主和贵族的制约,而是扩大到整个政府之中,实现了民主机制的全覆盖。

 其次,对共和的重塑。大多数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家都认为,最理想的共和政体是融合君主、贵族和平民为一体的混合均衡政体。在古罗马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以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等为特色的等级制衡机构,其中执政官遵循君主制,元老院奉行贵族制(终身任职),公民大会采用(直接)民主制。而建国者们意识到,这种政体显然不适用于美国,他们必须打破一切经验崇拜,结合美国实际情况,探索一种全新的共和体制,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麦迪逊对美国共和政体的界定。他认为,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人民”国家,必须摒弃一切君主制和贵族制,用代议制民主来改造整个国家,将政府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之上,使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人民。而美国的共和政体恰恰体现了这一原则,其中,行政首脑即总统不是世袭制或终身制,而是由人民间接选举(选举人制度);参议院不再是罗马意义上的元老院,而是以间接选举为基础,由此消除了原来的贵族制和终身制;众议院也不是以直接民主(全体公民参与)为基础的公民大会,而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更为重要的是,原来以不同等级为基础的权力制衡机制,在这里则转化为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政府分权机制,每个政府部门的职能和权限被严格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经过这种改造,美国共和政体显然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混合政体,而是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新型共和制,由此实现了从古典共和到现代共和的转变。

再次,民主与共和的融合。在原初语境中,民主与共和存在重要差异,但经过美国改造之后,二者的内涵出现了有机融合:代议制民主的形成,实现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的转变;而新型共和的出现,则消除了君主制和贵族制的遗迹,将整个政府官员变成了“人民”的代表,实现了从古典贵族共和到现代民主共和的转变。经过这双重改造之后,原本两个不同的范畴,分别实现了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并在内涵上出现了高度融合。[11](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它们的意思完全一样了,这里所说的融合只是就政体而言的。实际上,在某些特定语境中,两者的差异依然存在)。在此之后,美国人往往把美国政体称为“民主制”或“共和制”,把美国称为“民主共和国”。也只有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1816年杰斐逊会把民主与共和直接等同起来。[12]如果忽视了这种内涵上的变化,单纯基于古典传统,必然会把杰斐逊的这一观点判定为一种错误。也是经过这种重塑,原本被资产阶级所蔑视的“民主”(直接民主),就以新的形式和内涵(代议制民主),为资产阶级所接受,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民主共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原初意义上的直接民主渐渐为人所遗忘,而代议制民主则成了日常用语中民主范畴的唯一所指,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后来人们对民主的理解。

总之,代议制民主或民主共和政体是美国建国精英们从自身国情出发,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古代民主、古典共和与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本土化创造,在民主和共和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一方面,它实现了民主和共和的现代转型,并在新的语境中,实现了“民主”与“共和”传统的内在融合,开启了现代代议制民主-共和政体,对后来的民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打破了过去贵族精英把持的政权形式,实现了精英政治的民主化;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又开启了民主政治的精英化转向。它打破了古代民主的政治平等理念,建构了一种以财产、知识或教育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在“民主”的口号下,重新恢复了精英治国的实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

二、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融合: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嬗变

桑德尔指出,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影响近现代西方价值发展的两股对立思潮,也贯穿了美国政治发展的始终。但在重要性上,两者的地位并不相同:在早期阶段是共和主义占主导,而19世纪之后则是自由主义占主导。[13]那么,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呢?我认为,这里涉及到三个重要问题:首先,如何理解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从思想主张来看,两者确实存在某种对立;但从历史进程来看,两者又分属于不同时期,作为前后相继的两种思潮,这种对立范式能否全面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其次,作为对古代民主和古典共和的双重改造,美国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又存在何种关系?再次,在美国历史演进中,自由主义呈现出了多元形态,如古典自由主义、以福利国家为基础的镶嵌式自由主义以及8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14]。那么,它们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不同形态的自由主义对美国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又产生了何种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古典共和是建立在共同体和等级制之上的,在这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因此,它主张将共同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强调公民德性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然而,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逐渐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成为私人活动的领地;而个体也从共同体和等级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而自由主义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并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特权和宗教神学的重要武器。它在政治领域中表现为天赋人权学说,在经济领域则表现为以“看不见的手”为基础的自由放任学说。从思想主张来看,两者既存在对立,也存在继承发展关系。(1)从社会基础来看,作为一种前现代思潮,古典共和主义是一种强调共同体至上的整体主义,而自由主义则是一种强调个人至上的“原子”主义。(2)在自由观上,古典共和强调国家自由高于并优先于个人自由,脱离了前者,后者就是无本之末、无源之水。而自由主义则不同,由于近代社会是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为基础的,因此,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由,主要是私人领域中的个人自由,并将后者置于优先地位。(3)在平等观上,古典共和强调政治平等,而自由主义则强调形式平等。古典共和认为,虽然存在君主、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等级差异,但这是自然形成的,是一种出身和血缘上的差异,它并不能影响每个等级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当这种平等权利与经济不平等发生冲突时,前者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与此相反,自由主义则主张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然而,这种自然权利上的平等却为后天形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埋下了伏笔。(4)在美德问题上,古典共和认为,公民美德是防止腐败的重要利器,因此,共同体有责任也有义务引导公民克制自私倾向,形成良好的品行和德性。而自由主义则主张顺应人性中的自私倾向,力图通过个人利益的满足来自发实现共同利益的发展;因此,与古典共和主义不同,自由主义主张价值中立,认为国家不应当干预个人的道德选择。在他们看来,美德并不能有效预防腐败,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制度设计。(5)在分权问题上,二者既存在差异,也有一致之处。古典共和是以等级制和共同体为基础的,因此,它的分权机制是一种等级式的权力制衡体制;而自由主义则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因此,它的分权制是建立在“宪政”之上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古典共和与自由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思潮,倒不如说,它们是时代发展所造就的两种互补的思想资源。因此,当桑德尔简单地将它们对立起来时,显然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15]

其次,如何理解美国民主共和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美国民主共和制的确实现了对雅典民主和古典共和主义的改造,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但能否像桑德尔那样将这种共和主义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呢?答案也是否定的。18世纪末以来,随着工商业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迅速发展,政治国家逐渐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由此导致了个人存在的二重化,即政治身份(国家公民或公人)与社会身份(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私人或市民)的二元对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联邦党人在重塑民主和共和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自由主义思潮,或者说,美国民主共和制一开始就包含着自由主义的基因。(1)对美德的消解。在古典时代,美德被认为是共同体的精神支柱。然而,随着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逐渐占据主导,真正支配个人并指导其行动的,并不是美德和公共利益,而是私人利益。如汉密尔顿所言:“偏见和私人利益乃是十分强大的对手,不是公共精神和公共福祉所能对付得了的。”[16]在私人利益日益膨胀的社会中,再企图像古典时代那样把政体建立在美德之上,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作为一种明智的政府,必须要顺应时代变化,切实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以个人利益为中介,实现公共利益的发展。于是,原本作为保障集体自由和共同体安全的一套制度体系,现在则转化为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话语体系,公共利益的优先地位被解构了;而原本作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辩证统一的政治自由,则转化为被动参与的消极自由。(2)实现了自由内涵的自由主义转向。在古典共和看来,自由存在两个前提条件,即政治独立(不受其他国家或其他城邦支配)和内部自治(每一个公民都是自由人)。在这里,美德被视为自由的根本保障,而权力则视为自由的威胁:公民一旦受到权力的支配,就意味着丧失了自治和自由,处于被奴役状态。在重塑民主共和的过程中,美国联邦党人认为,将自由与政府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如果政府不能保障个人财产和自由,那么,这个国家将是不可持续的。经过这种变型,权力也就不再被视为自由的障碍,而是被视为后者的前提和保障。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这种权力必须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决不能成为一种绝对权力,否则,就会侵蚀个人自由。于是,他们主张以宪政为基础,进行分权,建立相互制衡的“有限政府”,以期保障和维护个人自由。(3)解构了平等的实质内涵。古代民主和古典共和都是以平等为前提条件的,这里的平等是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内在统一,其中政治平等居于主导地位,虽然也存在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等级),但它并不影响每个公民或每个等级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然而,令人遗憾地是,这种内涵后来也被解构了。在美国联邦党人看来,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与政治平等不仅不矛盾,反而是促成不同利益相互制约、维护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经过这种变型,美国“制宪者已经彻底放弃了共和国必须建立在社会平等、特别是经济平等的基础上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建立一种新型共和政体,非但不必以财产平等为基础,反而要借助财产的不平等来促成不同利益的相互制约,以维持政治稳定。在这种条件下,个人通过获取利润而聚集财富,就不再是共和政体的威胁,而是为共和理念所欢迎的积极后果。”[17]由此可见,美国民主共和一开始就是以承认财产不平等为前提条件的,这决定了它们所说的“政治平等”决不可能是一种实质上的权利平等,而是一种以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为基础的形式平等。(4)就民主的内涵而言,实现了从实质民主到形式民主的退化。艾伦·伍德指出:“联邦党人的理想或许是创造一种将财富与共和主义结合起来的贵族统治,这是一种不可避免地只给财富统治让路的理想;但是他们的实际任务是,用普通大众的选举支持来维持一种有产寡头政治。这就要求联邦党人提出一种思想体系,特别是要重新定义一种掩饰其寡头政治方案的含糊性的民主。”[18]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以及自由主义,恰恰为这种新型民主的生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在此背景下,民主开始从原来的整体性(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统一)中分离出来,被转移到一个与经济相互独立的政治领域,转化为一种徒有其表的形式民主。一方面,民主被限定在单纯的政治领域,这表明,它根本不会“触及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强迫的全新领域,包括其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私有财产乃至到市场强制等众多权力的重新分配……没有触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广大领域(在工厂、在劳动和资源分配的那些领域),这些领域是由所有权、市场‘法则’以及利益最大化原则支配的”[19]。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民主一开始就是与经济、社会不平等相互兼容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民主不仅控制不了经济和社会特权的扩张,反而为它们提供了一套牢不可破的保障体系,或者说,保护经济权力和社会特权的不可侵犯性,构成了政治民主的首要职能。另一方面,就民主本身的内涵而言,它渐渐丧失了价值意义(实质民主),转化为一种单纯的程序安排。“民主的观念在群众动员时代隶属于统治阶级新的意识形态压力,它不仅需要‘民主’权力的异化,而且需要‘民主’从‘民众’中明确分离出来——或者至少需要一种远离作为民主价值主要准则的大众权力的决定性转变。其结果是,把民主的中心从大众积极行使权力,转移到了被动地享有惯例和程序上的保障和权利,从下属阶级的集体力量转移到了单个公民的神秘而独立的力量。‘民主’的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与自由主义一致起来。”[20]民主逐渐丧失了它的实质内涵,实现了价值与程序的分离,沦为精英-寡头政治的合法外衣。也是基于此,艾伦·伍德认为,在民主与自由主义的融合过程中,“美国对民主的重新界定是决定性的”[21]。就此而言,美国共和主义本身就是在自由主义的指导之下对民主和共和进行重塑的结果,在这里,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已经内在地融合为一体了,因此,决不能像桑德尔那样简单地将它们对立起来。

再次,自由主义如何塑造了美国的价值观呢?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立革命以来美国政治思想阐释》(1955)中,路易斯·哈茨指出,虽然美国存在左与右之争,但居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自由主义传统,它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保证了美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22]这一论断是哈茨在上世纪50年代做出的。那么,站在时代发展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观点呢?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自由主义。总体来看,美国自由主义经历了三种形态:古典自由主义、镶嵌式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而它们对美国价值观的塑造也存在差异。古典自由主义包括洛克式的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学说,它们与新大陆结合之后,本土化为美国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了,其中还包括“新教伦理”和宗教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自我利益原则将人的贪婪和致富欲望激发到最高点,构成了所谓的“经济动力”;另一方面,权力秩序又为个人自由和个人财产提供了合法保障。它使人们相信,只要勤奋工作、努力奋斗,就能获得成功,实现自己的致富梦。这构成了“美国梦”的核心要义。然而,就其实质而言,它只不过是一种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个人成功梦”。不可否认,这种价值观适应了当时美国的国情,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自由主义的内在弊端也充分地暴露了出来。财富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级对立日益尖锐,进而引发了自由与平等的悖论: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不仅没有导致平等,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和社会不平等。而自由放任政策在国家与市场之间设定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保持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这就意味着,自由主义民主无法纠正市场机制的失灵,更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抑制不平等的恶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与政治的失衡,引发了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上台以及“新政”的实施,古典自由主义走向终结,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罗斯福“新政”改变了国家的“守夜人”角色,开始干预经济和社会福利,从而开启了一种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新浪潮。因此,当他断言说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时,他的意思决不是说他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在他这里,“自由主义”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内涵。他指出,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深信人的尊严;二、信仰人类理性的力量和自由求知的力量;三、高度意识到个人对自己及其邻居的责任;四、坚信一个最好的社会就是能使其最大多数成员最充分地发挥其潜力;五、愿意,并感到有义务通过公共机构为公共利益而行动。”[23]以此来看,罗斯福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1)国家应当放弃自由放任政策,积极干预经济,承担起确保经济正常运转的主要职责。(2)政府应当放弃“无为而治”的原则,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前提下,主动承担起公共福利的社会责任,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3)个人在满足自己利益的同时,应当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的发展贡献一己之力。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既然“新政”与古典自由主义存在重要差异,那么,罗斯福又在何种意义上将自己标榜为自由主义者呢?在他看来,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不加控制的个人主义”已经失败了,而那种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和家长制又不适合美国国情。为了区别柏林和莫斯科道路,证明“新政”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连续性,罗斯福选择了一种“中间方案”,即改良版的自由主义:他虽然主张国家干预,但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协调经济,而不是直接接管经济,更不是所谓的国有化运动。换言之,他决不是要取消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而是力图在市场机制之外提供一种必要的国家调控,更好地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他虽然主张国家福利主义,但却又始终将其限制在美国民主制度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严格控制工会力量和个人权力,防止左与右的政治转向,保证民主制度的合法根基。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统治策略的一种转型,它在本质上并没有触动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根基,而是以一种妥协的方式进一步捍卫了自由主义理念。也是基于此,哈维将这种自由主义称之为“镶嵌型自由主义”。[24]

可以说,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矛盾,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复苏,经历了一段发展的黄金期。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福利国家开始遭遇危机,各种矛盾和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在右派看来,政府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固然是好,但谁来为庞大的福利埋单呢?他们认为,所谓福利只是财富的一种再分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必然会征收高额税收,扩大财政赤字,在经济普遍繁荣时期,大家都会各得其所;但一旦经济增长迟缓,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高额税收必然会加重企业的负担,抑制资本的投资动力,导致经济衰退。另一方面,福利国家会进一步抑制工人的工作动机和效率。在自由竞争时代,工人不仅有强烈的工作动机,而且也富有效率;然而,福利政策使一部分工人丧失了这种动力,他们宁愿选择社会福利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也不愿意工作,从而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性。[25]在社会主义左派看来,福利国家存在三重弊端:第一,福利国家本身是无效率的。它的目标只是对各种不幸提供某种补偿,而不是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不幸,是治标不治本。第二,福利国家本身具有强制性。要想获得社会福利的支持,申请人必须严格遵照福利官僚机制的程序和要求,这是一种被迫性的强制。第三,福利国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对工人阶级意识、组织形式和阶级斗争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26]虽然双方立场是互相对立的,但不可否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看到了福利国家的弊端:(1)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原本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而进行的补救措施,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它不仅没有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一方面抑制了效率(资本和工人),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不公正(通过牺牲别人的利益来养活另一部分人)。(2)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矛盾。福利国家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公正的社会机制,但同时又要保障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前者是一种平等主义的逻辑,必然要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后者是一种自由主义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必然要求个人自由和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两者在逻辑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悖论。(3)自由民主与社会强制的矛盾。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力图为个人生存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然而,国家机构一方面将高额税收强加给个人或企业,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那些福利的申请者,从而引发了自由民主与社会强制的冲突。

到了70年代中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怪圈之中,福利国家所遮蔽的各种矛盾纷纷爆发了出来,进一步加速了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失范。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里根和撒彻尔夫人的上台,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最终被放弃,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哲学和官方意识形态。

三、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与当代西方民主危机

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套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践机制,它的根本目的在于恢复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阶级权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自由主义在“个人自由至上”的口号下,完成了对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的反叛,提出了“三化三反对”的核心理念:倡导市场自由化,反对国家干预;倡导私有化,反对公有制;倡导个人化,反对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构了一套以个人主义和市场自由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体系。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从根本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而经济的恶化,导致国民财富缩水,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又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和罢工潮。为了转嫁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到处进行“人道主义轰炸”,引发了难民潮、恐怖主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近期欧美国家大选或公投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也充分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弊端。所有这些都清晰地表明,西方民主已经走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

首先,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资本主义民主无法纠正市场失灵问题,遭遇自身的功能性和治理危机。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所催生的剥夺形式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以血腥暴力为后盾的原始掠夺,而是以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的操控、国家再分配为核心的“剥夺性积累”,进而导致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外围流向中心、从底层流向上层,建构起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主义,导致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27]截至2007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而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斯蒂格利茨指出:“‘我们是那99%的群体’这一口号或许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一起向上迁移的。绝大多数是一起受苦,而最上层的1%群体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那99%群体的运动标志着打造一个新联盟的企图——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那些属于1%群体的人们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99%群体的人们的只有焦虑和不安。换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 [28]第二,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盲目性和风险性。马克思指出,金融资本始终是寄生性的,它不会创造任何额外的剩余价值,它的利润实际上只是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一种再分配。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完全出现了变异,它不再为后者服务,而是为自己牟利,它通过次级贷款的证券化,进行高杠杆融资,层层打包,层层转嫁风险,用别人的钱来套取更多的钱,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完整的金融产业链。通过这种方式,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向了金字塔的顶端即金融寡头手中,使实体经济遭遇融资和发展困境,进而形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二元对立格局。第三,进一步推动了资产泡沫的膨胀。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机构的利润只能来源于杠杆化操作,为了保证每次金融扩张的顺利进行,它必须制造出更大的资产泡沫,而且一次要比一次疯狂,否则,整个扩张就无法持续下去。从这个角度而言,制造资产泡沫是金融体系不断扩张的前提条件。面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泡沫经济,政府和国家应当采取适当措施,纠正市场机制的失灵。然而,令人遗憾地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纠正这些弊端,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缺陷,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在一个存在着高度不平等的民主制度里,政治也会失衡;而让不平衡的政治管理不平衡的经济就会出现毁灭性的结局。”[29]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再次印证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在经济治理方面的先天不足。

其次,精英政治、寡头政治和金钱政治的盛行,使民主遭遇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代议制民主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程序与价值的分离之上的。当代西方学者,如熊彼特、达尔、罗尔斯、哈贝马斯等等,都是从程序的角度来界定民主的内涵的,将其理解为一种程序民主。在这里,民众只能按照既定程序投出自己的一票,委托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行使权力或治理国家。然而,由于财产、教育或知识背景的不同,民众选出来的代表往往是少数精英,后者既不代表国家,也不代表人民,而是代表特定阶级或特定集团的利益。民众与精英之间的利益脱节,使民主成为一纸空文,它不再将民众利益或社会公共福祉作为首要目标,而是沦为特权利益的保护伞和寡头政治的合法伪装。结果,程序的正义导致了结果的非正义,形式上的民主导致了实质上的反民主。另一方面,资本与民主的联姻,使西方民主沦为一种金钱政治,导致了严重的民主异化。政党政治是西方民主制度运行的主要载体,为了赢得大选,各个政党及其代言人无所不用其极,将西方民主的弊端展现得一览无遗,这点在美国大选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大选本身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这就为民主的资本化打开了缺口。1976年,美国最高法院迈出了关键一步,规定企业有权无限度地向政党提供资金支持;[30]到了2010年,最高法院“从本质上批准了肆无忌惮的大公司对竞选活动的捐助,这一判决象征了剥夺普通美国人权利的一个里程碑”[31]。这一法案必然导致了两个不可避免的恶果:一是资本权力寻租的合法化。资本可以光明正大地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使民主成为资本的投资对象,以获得更好的权力保护或利益回报。二是民主政治的资本化。在这里,民主已经被资本绑架,不仅使政治权力全面服务于资本利益,更滋生了一种明目张胆的政治腐败。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侵蚀了自由民主的合法基础,使其遭遇不可克服的正当性危机。

再次,美国梦的破产预示着西方民主价值观遭遇深层危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度,它告诉人们,只要努力奋斗,就能够实现自己的致富梦。然而,当代美国现实表明,这一梦想已沦为一种不可能的神话:传统的工作伦理被一种毫无节制的享乐主义所代替,而原有的理性秩序则被一种不受约束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所代替;所谓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已被无情的现实所击碎,越来越成为一种骗人的鬼话;贫富差距日益加剧,阶层固化日益明显,代际不平等日趋强化,成为摆在下层民众面前的一道道不可克服的屏障。[32]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资深教授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已经陷入到“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怪圈之中。这种阶层固化反映的是社会地位的“集体世袭”,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子女,凭借其父辈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安享尊荣;而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子女,无论怎么努力,都很难跨越阶层的界限。这种阶层上的固化,进一步演化为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导致了阶层鸿沟的进一步扩大。[33]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美国梦’越来越蜕变成由轶事和故事所强化而不是由数据所支持的一个梦想、一个神话。” [34]用丹尼尔·贝尔的话来说,就是“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35]这不只是一种价值观危机,更是一种文化和信仰危机。

第四,欧美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再次揭露了西方民主的狭隘性和虚假性。新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肆意践踏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到处进行人道主义轰炸和意识形态演变,从阿富汗、伊拉克到“阿拉伯之春”[36]再到利比亚、叙利亚等等,这种民主的霸权输出导致的是无休止的社会动乱和暴力冲突,引发了大规模的难民潮和人道主义危机,进而为极端恐怖主义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些血腥的事实表明,美式民主决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更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它们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所进行的霸权主义行径,构成了当今国际社会持续动乱的主要根源。乔姆斯基指出,美国以极不民主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式民主,大搞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这恰恰是对美国民主的最大戕害。美国才是打着“民主”旗号而行“遏制民主”之实的真正的“恐怖国家”。[37]而今天欧洲的“难民潮”和频发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也给欧洲的社会秩序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作为美国政策的追随者,欧洲国家只能捏着鼻子,吞下自己酿造的苦果,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

最后,当前欧美国家发生的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反映了民主遇到了严重的制度性危机。美国大选反映了精英阶层已经严重脱离了下层民众,社会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反映了美国民众对选举结果和当前民主政治的不满。英国“脱欧”意味着反一体化、反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法国大选虽然以马克龙的胜利而告终,但以勒庞为代表右翼势力却获得了广泛支持;欧洲其他国家右翼力量的迅速崛起,也反映了民众对当前政治体制和传统政党政治的失望。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日益蔓延,严重危及到西方民主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系列的事件反映了西方民主遇到了严峻挑战,出现了整体性的制度萎缩。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些事件只是当前欧美政治经济格局调整的冰山一角,随着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不断深化,这些事件的影响将会持续发酵,必将对未来的民主制度以及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当前的困境和危机表明,西方民主已经走到了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如何化解这种困境,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

四、西方民主的“基因缺陷”与“中国方案”的世界历史意义

代议制民主开启了民主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雅典民主和古典共和的民主形式,在民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代议制民主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形成了一套灵活的自我修复和调适能力。因此,单纯基于当前的民主危机,就简单断言说西方民主已经走到了“死胡同”,还为时尚早。不过,它们却能够为我们反思西方民主的弊端提供重要启示。

基于上文分析,我认为,代议制民主存在三个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第一,它始终无法解决形式民主与民主治理的悖论问题。[38]代议制民主本身就是实质民主向形式民主退却的结果,它只解决了代表的选举及其程序问题,但却始终没有解决那些被选举出来的代表如何代表民众治理国家的问题,最终必然导致寡头政治。换言之,代议制民主的悖论在于,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来的民主政府,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精英政治和寡头政治。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特别是其中的“民治”),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第二,代议制民主始终无法解决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问题。在代议制民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自由主义传统(当然了,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它一开始就接受了“理性人”的假设,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理性地做出选择,投出自己庄重的一票。然而,事实表明这只是一种错觉。它一开始就预设了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的优先性,催生了一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忽视了社会责任和公共德性的塑造,致使个人无法看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淹没了公共利益的存在。此外,这种民主一开始就是以实质不平等为基础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使民主沦为精英利益的保护伞,无法为公共利益的生成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第三,代议制民主始终无法解决平等的悖论问题。不论在私人领域还是政治领域,所谓平等都是形式上的,背后掩盖的是一种实质上的不平等。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企图通过形式民主来保障个人自由,进而达到公平、正义和平等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卢梭曾指出,私有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罪魁祸首,而西方代议制民主本身就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决定了代议制民主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上述矛盾,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西方民主发展史以及当前的民主危机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代西方学者所开出的药方,如社群主义、新共和主义、商谈民主等等,只不过是一种观念上的更新,它们力图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或之外,建构一种新的善治理念,企图通过诉诸于公民道德、共同善或交往理性来拯救西方民主,且不说这种共识能否形成,更不要说付诸实施了,即便如此,它们也只是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前提下所做的一种调适,根本无法克服西方民主的先天性缺陷。而当代西方左派学者虽然对西方民主的弊端做出了深刻诊断,但他们所提出的斗争策略,如奈格里、哈特的自治民主、拉克劳、墨菲的多元民主等,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民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再譬如,艾伦·伍德主张回到“小国寡民”式的雅典民主,朗西埃鼓吹“掷骰子”式的抽签民主[39]等等。所有这些方案本身都浸透着浪漫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痕迹,既不具有可行性,也不具有操作性。

有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独创价值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正确道路。在理念上,它不仅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民主理论的精华,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发展和践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新境界。在实践上,它真正克服了西方民主的内在弊端,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主的内涵,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中国方案”,具有鲜明的世界历史意义。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辩证统一。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0]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切实保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种更大、更广、更全面、更真实的民主,也是它区别于一切西方民主的本质所在。在代议制民主中,“人民只有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41],从而导致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悖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则克服了这一缺陷:一方面,“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另一方面,“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42]

其次,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更加广泛的协商民主。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这决定了我国民主必须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43]。这一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使人民广泛参与决策,并在人民内部展开充分协商,切实维护好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个人与整体、眼前规划与长远目标的协调发展。此外,这种协商民主克服了个人理性的狭隘性和盲目性,是一种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集体理性,实现了民主之质与量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44]。

再次,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是一套经过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市场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党的治理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民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到结构性系统性的危机之中,欧美政治经济格局也相继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反映了西方民主的治理危机。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是一套符合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治理体系,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开创了一种既不同于古代民主、也不同于现代西方民主的新型民主,进一步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深化了民主的内涵,开拓了民主的新道路,为人类社会对民主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积累了中国经验。虽然在具体实践中,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但它的优越性已得到充分检验,因而具有不可估量的世界历史意义。

 

注释

[1] [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2] [美]罗伯特·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21页。

[3] [美]罗伯特·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4] 叶海涛:《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江海学刊》2006年第4期。

[5] [美]桑德尔:《民主的不满》,曾纪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页。

[6] [加]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吕薇洲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7]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8页。

[8] 刘训练:《“共和”考辨》,《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1期。

[9]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1-64页。

[10] 李剑鸣:《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1] 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史学集刊》2009年第5期。

[12] [美]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36页。

[13] [美]桑德尔:《民主的不满》,曾纪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页。

[14] 参见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15] 周濂:《古典共和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一致性:对桑德尔的几点回应》,《哲学与文化》(台湾)2012年第8期。

[16] “Alexander Hamilton to John Laurens”, Sept. 11, 1779, in Syrett, ed.,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vol.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66-167

[17] 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史学集刊》2009年第5期。

[18] [加]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吕薇洲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

[19] [加]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吕薇洲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230页。

[20] [加]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吕薇洲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224页。

[21] [加]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吕薇洲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222页。

[22] [美]路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立革命以来美国政治思想阐释》,张敏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12页。

[23] 转引自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00-101页。

[24] [美]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25] [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26] [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9页。

[27]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84-188页。

[28] [美]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XI-XII页。

[29] [美]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81页。

[30]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84-188页。

[31] [美]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

[32]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88页。

[33] [美]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美国梦的危机》,田雷、宋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

[34] [美]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X-XI页。

[35]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36] 《美国是“阿拉伯之春”的背后推手》,《光明日报》2013年1月10日第08版。

[37] [美]乔姆斯基:《遏制民主》,汤大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7页。

[38] 这一问题也是洛克与卢梭的分歧所在。洛克认为,民众的主要职责是选举有限代理人,并将自己的意志转让给代理人,由后者负责国家治理;与之相反,在卢梭看来,人民主权是一种普遍意志,它既不可以转让,也不能分割,而所谓代理人只不过是这种意志的执行者,但它本身并不能代替人民做决定。在当前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中,洛克式的主张显然被普遍接受了下来,并成为西方代议制民主运行的主导原则,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民主形式与民主治理的悖论问题。

[39] [法]朗西埃:《对民主之恨》,李磊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

[40]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3页。

[4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

[4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1-172页。

[4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2页。

[44]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0页。


原载《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