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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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殊同:当代危机与价值的无时序性

莫伊什·普殊同(Moishe Postone)(1942-2018),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普殊同教授曾于2012年和2017年两次访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本文系普殊同教授2017年访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讲稿。谨以刊发此文,寄托我们对普殊同教授的哀思。

他的生命将在思想中继续。(“实践与文本”工作组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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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与英国脱欧公投和横扫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一样, 表现出自由民主制政治合法性的深层危机。其程度之深和潜在之危险性,堪比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所经历的危机。

这一政治危机,作为全球新自由主义与集权国家主义(authoritarian nationalism)不愉快对立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近几十年的总体结构转变,并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及其余波逐渐显现出来。除了在许多国家引发诸如“占领”(Occupy)等社会运动和民粹主义浪潮外,危机和经济大萧条也促使人们尝试着去批判地和全面地理解当代历史的发展。与此相关,“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也被重新引入到更为广泛的学术和更为一般的思想讨论中。“现代性”概念在战后数十年中一直占据更为统治性的地位,而如今,“资本主义”概念在分析的意义上却显得比“现代性”更为充分。

尽管如此,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却并不总是明确的。我建议,一种批判的资本主义理论不应仅仅把资本主义视为不平等的特定形式,或者与此相关,视为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剥削体系。近年来,“资本主义”常常被视为身份(identity)与压迫(oppression)的范畴,与性别和种族问题相结合。

相反,尤其从当前的有利视角看来,资本主义应该首先和首要地被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历史特定形式,其特征表现为历史上独特的抽象统治形式,在全球历史动力中寻求自身表达。这一生活形式偶然兴起于西欧,从根本上转变了西欧,并继续转变并建构着全球。换言之,与一些广为流传的假设相反,这一生活形式并不在内在性和本体论的意义上是西方的,而是凭其自身重新塑造了西方。因此,它并不能够在文化主义的意义上被充分把握。相反,我认为,一种能够充分把握这一社会生活形式的动力特征的理论,只有在重新面对马克思成熟著作的基础上才能以最严谨的方式发展起来。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转型标志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理论相关性的终结。在另一层面上,这种消亡也表现为其他各种理论路径的出现,如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些理论寻求提供对统治的批判,同时避免陷入被他们视为人类解放宏大项目的陷阱。

然而,当前的全球危机已经极大地揭示出这些新近理论路径——包括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等大相径庭的思想家的理论路径——作为理解当代世界尝试的根本性局限。它同时也暴露出发生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所谓“文化转向”的片面性。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一大特征的严重经济危机的持续性存在,工业社会的结构性转型(这一转型近来引发大规模的右翼民粹分子反应),世界其他地区“不成熟的去工业化”的存在(在这些地区,国家资本积累的中央经济统制之路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社会生活的不断金融化,伴随着大众贫困的普遍化,全球范围的结构性剥削,不平等的显著增长,以及最为首要的,环境恶化和劳动社会空洞化的双重危机:所有这些,使新自由主义和大量后马克思主义的必胜信念受到质疑。“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垮台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繁荣,看来都无法消除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诉求。

然而,决不能错误地认为,我们能够简单回到马克思,回到20世纪很长时期内被普遍理解的马克思。不管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消亡,还是大多后马克思主义日益表现出的不足,都植根于历史发展之中,提出重新思考、重新占有马克思的需求。

2

我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动力特征的关注,主要试图回应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总体转型的模式。众所周知,诸如皮凯蒂(Piketty)等研究者,关注不平等问题,近来发现了有关过去一个多世纪所特有的不平等的总体、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历史演变模式的存在,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极大不平等的时期,到20世纪中期不平等的锐减。20世纪70年代初期后,又迎来了更大不平等的再次突然兴起。

这个模式不仅揭示了当今世界财富和政治权力分配的极度偏斜,也使人们质疑对现代历史的线性理解——例如,现代化理论在一些人看来便是如此。 

重要的是,这一不平等的演变模式与其他总体模式相平行。例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平均比率在上世纪前半叶相对较低,随后在20世纪中期翻了一番——这也是不平等最少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不平等的增长,经济增长衰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的比率变化跟随了相似的模式。

这些模式,以及很多其他模式,似乎都内在相关。所有这些模式,都可以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模式参照下被考察: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被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国家中心福特制资本主义所替代,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达到制高点,在20世纪七十年代后开始衰退,之后,它又被新自由全球资本主义所替代,(这一回,它可能又会被庞大的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板块所颠覆。)

这一轨迹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全球特征。它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去殖民化国家都囊括在内。尽管在历史发展中发生了重要的差异,但从21世纪的优势地位来看,它们看起来更像是统一模式的不同变调,而非根本不同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模式是同质的或模块式的(modular)。然而,如何理解不平衡性,取决于现代性的总体历史发展是如何被理解的。

这些一般发展的存在,并不能在偶然性的意义上被充分说明。它们强烈预示着一般结构限制的存在,这些限制制约着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决定,并约束着并不完全臣服于政治统治的动力。

这些一般模式也表明,过去数十年间对代理和偶然性的理论关注,与被其所取而代之的结构功能主义一样是片面的。如果说,后者在国家中心资本主义的高潮时获得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前者已经在新自由时代获得了一样的效果。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没有能够将自身与其历史背景的关系主题化。这说明了,与这些方式不同,一种批判的理论应当能够将其自身的历史构境(situatedness)问题化。也就是说,这种理论应该是自反的。

这些总体模式显示出重新致力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因为历史运动和全球结构性转变的问题式,位于这一批判的核心。尽管如此,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上世纪的历史也表明,一种充分的批判理论必须在根本上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区别。我说的是一种一般的解释框架,在其中,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在阶级关系的意义上被分析的,阶级关系植根于私有财产并通过市场的调节,同时,社会统治首先是在阶级统治与剥削的意义上被理解的。

在这一基本框架里,存在着广泛多样的方式,并由此衍生出强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分析。尽管如此,这一总体框架本身的局限,根据20世纪的历史发展,已愈加明显。这些发展包括“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非解放特征,及其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相平行的上升和下降的历史轨迹(表明二者处于相似的历史构境中)、生产中的科学知识与先进技术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这似乎使劳动价值论遭到质疑)、对科技进步与增长日益增多的批判(这与多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相对立),以及并非基于阶级的社会身份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这些一道表明,传统框架已然无法胜任一种合适的批判理论的出发点。

我确实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框架的不充足感,至少心照不宣地,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为批判政治所知。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福特制资本主义危机过程中,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观念,以工业劳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中央计划为基础的社会,开始在诸多进步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的想象中失去阵地。这种不充足往往被察觉到,却从未被清晰地理论化。但是,我要说的是,它在如下情况中被含蓄地表达出来:对劳动和工业增长的广泛批判、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支持的减弱、这些政党方向的日渐迷失,以及定位新的革命主体的尝试,例如在反殖民运动中。

一直以来被回避的,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全新想象。这不仅需要重新评估分配关系(包括产权关系),还要重新评估生产关系本身,从而考察社会劳动的本质。这一想象的缺场,拖了进步运动的后腿。

暂且将这些思考搁在一旁。我想要说的是,对过去一个世纪一般历史模式的思考,使肯定劳动与历史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将历史理解为本质偶然性的后结构主义二者同时遭到质疑。尽管如此,这一思考并不必然否定将历史视为偶然的尝试中所蕴含的批判性洞见——也就是说,历史,当被理解为内在必然性的展开时,描述了一种非自由的形式。

这一不自由的形式,正如我将要详细阐释的那样,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对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将现代世界的历史动力特征和结构演变,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特定的强制与限定中。

它把历史运动的特征和现代世界的结构性变化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具体的、历史的强制性和限定性条件上。马克思并没有把历史看作自我确证的,而是将其方向性运动过程建立在资本范畴上,并由此从统治形式和他律性(heteronomy)角度予以把握。马克思决不是在肯定的意义上看待历史,而是将这一带有方向性的动力植根于资本的范畴中,因而将其理解为统治与霸权的形式。

那么,在这一框架中,马克思的批判便不是从历史的和劳动的立场出发进行的,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那样。相反,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与劳动看似本体论的核心性,都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以同样的表征,马克思的成熟理论不再构成一种超历史有效的历史与社会生活理论,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历史特定的理论,并质疑一切宣称普遍和超历史有效性的方法。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些核心维度,使其批判理论更适应于我们的历史背景,无论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相比。

很明显,根据这一解读,马克思思想的批判力度,在某些方面与后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些相似,同时批判总体性与历史的辩证逻辑。然而,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将这些观念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表达,而后结构主义方法否定其有效性,坚持偶然性的本体论优先。从马克思对异质性历史的批判观点来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任何通过坚持偶然性来恢复历史代理人的企图,否定或模糊资本所特有的权力统治模式,在根本上都是无力的。

3

这些争论,是以重新解读和重新思考马克思成熟批判的最基本范畴为基础的,指向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他律性动力。在传统框架内,他的范畴——诸如价值、商品、剩余价值和资本——被普遍当成经济学范畴,肯定劳动作为所有社会财富的来源,并证明以阶级为基础的剥削在资本主义中的核心性。

这种解释认为马克思像斯密和李嘉图那样,以一种超历史性的理解姿态,把劳动当作所有社会财富的源泉。按照这一传统路径,劳动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中被剥削,是因为剩余被资产阶级所占有。因此,劳动便被财产关系所阻碍,而无法得到充分实现。那么,在解放实现的社会里,超历史的劳动便公开成为社会的规范原则。当然,与这一思想紧密相连的,是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的观点。这里,劳动提供了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马克思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会对传统解释的超历史假设产生质疑。马克思在《大纲》中明确表示,他的基本范畴都是历史特定的。一些范畴,例如货币和劳动,由于其抽象和普遍的特征看似超历史的,根据马克思,它们也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抽象普遍性中才具有合法性。

这使得我们质疑许多对马克思范畴的理解。我将简要回顾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以勾画出一种非传统的理解。这部著作从商品范畴开始,却并不涉及到在各种不同社会中所存在的具体商品。相反,马克思使用这一术语,指认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调节和结构化原则的最根本形式。根据马克思,这一形式具有历史特定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他进而寻求从这一结构化形式的二重性来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和基础性动力。位于这一分析核心的观点是: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调节功能,并不超历史地内在于劳动性活动。

在商品作为总体的基本结构性范畴的社会中,劳动及其产品并不像在其他社会中一样,依据传统常规或公开的权力和统治关系来进行社会分配。相反,劳动自身构成了全新的互相依赖形式,在其中,人们并不消耗自己生产的产品,而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或劳动产品成为获得他人产品的似客观(quasi-objective)手段。通过充当这一手段,劳动及其产品实际上优先获得(preempt)表现社会关系的功能;它们调节着一种新的社会相互关联性(interraltedness)形式。

那么,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劳动相对于社会生活的独特中心性观点,便不是一个超历史的假设。相反,它指的是劳动在资本主义中历史特定的建构,以该社会所特有的社会调节形式。通过展开这一调节,马克思试图在社会的意义上奠定并阐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例如其总体的社会动力。

因此,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既是我们超历史地和常识意义上理解的劳动,又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特定的社会调节性的活动。因此,劳动所生产的,其客观性——我这里指的是商品和资本——既是具体的劳动产品,也是社会调节的客观形式。那么,根据这一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最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就完全不同于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在质性意义上特殊的、多样的、公开的社会关系,例如亲缘关系,或是人身和直接的统治关系。因为由劳动建构,这些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似客观的形式特征,并且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抽象的、普遍的、同质性的维度,另一方面是具体的、特殊的、物质的维度,二者看起来都是“自然的”,而不是社会的,并且构成自然现实的社会概念。

根据马克思,与这些关系相关联的财富形式是价值——价值也是历史特定的。大多数解释都将马克思的价值范畴看成与斯密和李嘉图相一致的概念,也就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构成财富的超历史范畴。那么,马克思声称提炼并激进化政治经济学,不过是使用其范畴证明了剥削的存在。然而,这一非常普遍的解释,建立在一种根本性的误解基础上。马克思并不是简单提炼并激进化政治经济学。他写作的不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就是说,他转换了分析的对象与性质。不再首要考虑交换,甚至不平等的交换与剥削。相反,而以其特定范畴,寻求揭示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其充满活力的发展,以及对其可能的克服。

在其成熟著作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价值——资本主义中的历史特定的财富结构化形式——与物质财富,后者是由产品数量来衡量的,除了劳动以外,还是知识、社会组织与自然条件的功能。根据马克思,价值在本质上是时间性的。它由且仅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建构。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商品形式作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产生了一种辩证的互动,并由其产生一种复杂的时间性动力,一方面推动价值不断向前,最终使其变得愈加无时序性(anachronistic)。当马克思说,价值是资本主义所历史特有的时,他实际上不只在说非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由价值建构的,而也在说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会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价值将变得越来越无时序性。

现在我要开始作进一步阐明,我从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量开始说起。这个说法并不简单是描述性的,而是勾勒出社会现实中一般的强制性规范。倘若要获取其产品的全部价值,生产就必须服从这个时间性的规范。在这个过程里,时间单位(比如一小时)被建构为独立的变量。每个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价值量是这个单位时间独立的功效;不管个体变量和生产率层面如何变化,它都保持不变。由此可以推出,由于财富的时间性形式是价值的特征,尽管生产率的增加促使每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量增加,但却只在短期内引起每单位时间内价值量的增长。一旦生产率的增长成为普遍的,每单位时间内生成的价值量便回落到其基准水平。结果好比在传送带上行进(treadmill,旧时指靠传送带推动的水车和磨等,今多指跑步机——译者著):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导致物质财富的猛增,但却不能带来相应的每单位时间内价值的长期增长;这只会最终导致生产率的更进一步增长。

这一传送带式的动力表达并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统治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范,是《资本论》中历史特定地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抽象形式的首要决定性:这是时间对人们的统治,通过时间性的历史特定形式——抽象的牛顿时间——历史地通过商品形式被构建起来。

然而,单从牛顿时间的意义上去看待资本主义时间性,却是片面的,那样,时间就成了空洞同质的(如本雅明所持有的时间性概念)。一旦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其时间性形式便会导致生产率持续增长。这些增长,正如我们看到的,并不改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价值量,但却能够改变既定单位时间量的决定性。(抽象)单位时间保持不变,同一单位时间生成同样的价值量。但生产率的变化重新规定了单位时间量,并不断推动其滚动向前。这一运动是时间的运动。因此无法在牛顿时间的框架中被理解,而是需要一种更高一级的参考框架,牛顿时间框架在其中运动。这一时间运动可被命名为历史时间。对这一抽象持续的单位时间的重新规定,也重新规定了与这一单位相关联的强制力。以此方式,时间的运动便获得了一种必然性的维度。这里的历史时间并不代表抽象时间的否定(如卢卡奇所理解的)。相反,抽象时间与历史时间辩证地相互关联。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框架中,两种时间性形式都不是纯粹文化上的建构;相反,都是同一历史建构过程中的时刻(moments)。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二者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发展而历史地出现,并由此被建构为统治的结构。

上述理论并没有把时间性视为一个既定的、不变的框架,所有社会生活在其中发展,而是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生活组织,建构自身的历史特定的时间性;构成其结构的,是历史特定的社会调节形式,具有内在的时间性。这些形式决定了特定的历史运动,既是历史特定的,又是全球性的。那么,资本主义的时间性并不是外在于自身的,而是内在于其结构性社会形式。

这种历史上新型的社会统治形式,将人置于非个人的(impersonal)、日益理性化的、结构性的强制和约束中,并不能完全在阶级统治的意义上加以把握,或者更一般说来,也不能从社会群体或国家、经济的机构性代理等具体的统治加以把握。它没有决定性的支点,尽管由社会实践的特定形式所建构,却看起来压根不是社会的。我要说的是,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分析,比福柯试图以权力思想去把握的现代世界的东西,更为严谨也更具决定意义。除此之外,马克思分析的统治形式,并不是像福柯那般细胞化和空间化,而更具过程性与时间性——生成一种历史动力。马克思并不悬设历史,而是寻求将历史的发展活力植根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历史特定性之中。换言之,他历史化了大写的历史(to historicize History)。

位于这一分析核心的,是我已经描绘的特殊的传送带运动,以此为基础,之上是构成资本主义现代性核心的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的历史运动。一方面,它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生产、技术、居住模式、交通、交往、教育,以及各种人际间关系形式——正在进行的、甚至不断加速的转变。而同时,它又重构着自身的基础:价值始终是财富的本质形式,因此,无论生产率发展到何种水平,创造价值的劳动始终是整个体系的核心。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不停地生成着“新”东西,同时也再生着“相同”的东西。正如我将进一步说明的,它既生成着另一种劳动与社会生活组织的可能性,也同时阻碍着这一可能性的实现。

由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的辩证法所产生的动力,是资本范畴的核心,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指的不是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相反,它是运动的范畴,马克思称之为“自我增殖的价值”;它是运动中的价值。它没有凝固不变的物质化身,而是如我们上面简要描述的那样,展现为转换和重构的辩证法。

在这一框架中,资本主义的“本质性关系”是社会调节的形式,表现为商品、价值、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范畴。这些不是财富的范畴,社会阶级间斗争的对象;依此逻辑,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相反,这些范畴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本身——在时间性上充满活力与矛盾的社会调解形式,决定着一种复杂的动力。

重要的是,当马克思首次引入资本范畴时,他描述资本时所使用的语言跟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谈及精神(Geist)的语言是相同的——自我运动的实体,即主体。通过这一做法,马克思表明,黑格尔将历史解释为具有某种逻辑,将其视为大写主体(Subject)的辩证展开的观点,实际上是有效的——但只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而言。除此之外,马克思并没有把大写主体等同于无产阶级或甚至人类。与此相反,马克思将其等同于资本,抽象统治的动态结构,尽管由人类建构,却不以其意志为转移,并且生成某种历史动力。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成熟批判,并不需要对后者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某种人类学颠倒。相反,马克思如今明确主张,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恰恰是其唯心主义特质。它体现出一种由关系建构起的统治模式,这些关系相对于个体来说获得了一种似独立性(quasi-independent)的存在,对他们施加一种强制形式,并且,由于其二重性质,在特征上便是辩证的。

在这一框架内,历史,正如由黑格尔所呈现的那样,是历史特定的。它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适性特征,而是实践的历史特定形式所建构的,反过来又塑造并限制实践本身。这意味着,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不能被赋予超历史的特征——无论是在黑格尔总体逻辑的意义上,还是在尼采超历史偶然性的意义上。相反,一种内在驱动的、有方向性的运动,才是资本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的大写主体、总体性,以及建构总体性的劳动,在马克思的成熟理论中都成了批判的对象,而非其立场。

我以上概述的对资本主义复杂动力的理解,有助于理解正在逼近的当代双重危机——环境恶化与劳动化社会的消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与资本两个范畴,为现代社会的增长轨迹提供了批判性的社会的(而非技术的)分析。价值的时间性维度,特别是马克思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奠定了一种特定的“增长”模式,由不断向前的压力、甚至不断加速的生产率增长所驱使。这在物质财富中生成的增长,要远远大于在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中保持着剩余的相对形式)中的增长;也因此生成原材料与能源的加速需求,并集中地带来对自然环境的加速破坏。那么,在这一框架中,资本主义中的经济增长问题,便不仅仅在于其危机导向。相反,增长形式本身是有问题的。这表明,倘若生产的最终目标是货物数量的增加而非剩余价值的增加,那么,增长轨迹将会不同。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问题的根源在于,价值作为财富的时间性形式,将生产转化为一种独特的过程,物质在其中被转化为抽象时间的单位。作为财富的时间性形式,资本朝着无限性进行扩张,忽视了自然环境,即这个星球的必然边界限。

这一方法,还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生产结构的社会分析提供了基础,指向其基本矛盾。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生产率持续增长的驱动力导致生产中科学与技术重要性的上升。那么就需要社会一般知识的迅速积累,这是由资本动力所推进的。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使基于劳动时间——也就是基于价值,因此基于无产阶级劳动——的生产,变得日趋无时序性(anachronistic)。另一方面,这又打开一种可能性:劳动时间的大规模社会普遍缩减,劳动的性质与社会组织的根本性改变。这表明,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扬弃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而意味着其自我扬弃(self-abolition)。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不仅驱使生产率向前,同时也重构着价值,因此,它也在结构上重新建构着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必要性,即无产阶级劳动。

那么,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在重新建构无产阶级劳动必要性的同时,也日渐指向这一必要性之外。它既产生出另一种社会生活组织的可能性,也同时阻碍着这一可能性的实现。

这种张力扭曲了这一历史可能性登场的形式。最终,资本基础形式的不断重构,导致无产阶级劳动被扬弃的可能性以颠倒的形式历史地突现,表现为以下形式:过剩劳动的增加,工作人口过剩的大比例增长,就业不足、永久性失业者和无保障阶级(precariat)的增长。扬弃无产阶级劳动的可能性,以及剩余生产不再必然建立于下层阶级劳动基础上的社会解放可能性的出现,同时也是一种灾难性发展的出现,在其中,不断增长的劳动过剩表现为不断增长的人口过剩,这意味着令人不安的种种政治可能性。

我所勾勒出来的这种方法,重新审视资本的当前格局,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在其中变得日益无时序性,但又在结构上保持了对资本的必要性。这或许也有助于理解金融化在当下的核心性。人们可能认为,这一金融化的某些维度也超出了资本主义之外(这听起来似乎矛盾)——例如,在真正全球方式的发展中,生产与分配的协调、神经系统和肌腱的创建,构成了全球合作的网络(nexus),然而这已经不再是国际化的,而是超国家化的(supranational)。

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最基本方面并没有指向资本主义之外,而是相反,它们可被视为在资本主义遭遇其限制时仍努力维持资本的形式。

我想要提议——仅仅是个提议——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极为高效的战后凯恩斯-福特制(Keynesian-Fordist)构造表现出的导向危机的结局,视为一种独特的增殖危机的表现。回应这一发展,资本不仅试图逆转劳动在福特制的前期获益,而且还要寻求新的财富生成形式。然而,在此框架下,现在的金融化已不完全等同于过去的金融化,因为当前债务经济的扩张,是在剩余价值生产停滞化的背景下发生的。

一套应对停滞的著名对策包括:削弱工会组织、将生产转移到低收入地区、以技术取代劳动。当然,在实施这些转变中,金融资本非常重要。但人们还可以将经济债务的扩张视为开发新的收入来源的尝试。这尝试本身并不一定新鲜。然而,马克思对价值变得无时序性趋势的分析,对金融资本的当前构造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宽泛而言,债务需要一张明确或默许的期票。它暗中假设,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将有足够的财富清偿债务。然而,如果在应对剩余价值生产停滞的背景中理解当前债务经济的话,金融资本可以视作建构自身财富生产领域的尝试。开发出的各种期票和后期式(meta-promissory)“工具”,面向的正是未来的地平。然而,在价值理论的框架内,这一地平随着剩余价值生产的停滞而隐退;在基础性的价值形式中,并没有足够的财富生产能够最终偿还这些债务。

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日渐疯狂地尝试将所有可能的东西转变为未来财富的来源。曾经相当简单直接的债务形式——如抵押贷款——变得“金融化”了——即被当作未来可被开发的财富的原材料。越来越多的生活层面——从抵押贷款到基础设施——被转换为所谓财富新形式的内容。

那么,在这一解释框架中,价值生产的危机便被金融中介过的企图所遮蔽,将生活越来越多的层面转化为价格和利润的“原材料”——转化为所谓财富的形式,保障愈加复杂的所谓金融工具,仿佛这样的“财富”独立于资本主义的价值之外。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称的“剥夺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正是对这一发展的揭示。但我认为,它并不意味着价值的积累,而只是所谓财富的榨取模式,以弥补这一积累的缺场(absence)。它可被理解为一种非目的性的努力,在由价值构成的框架中扬弃价值。随着价值积累的减速,对财富的寻求便会突然返回自身,像一个自免疫(autoimmune)的疾病——它开始以社会与自然的物资为食。

4

我上文描述的是一种根本性的体系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基础社会形式愈加无时序性,但却仍然保持着必要性。这引发了巨大的切应力(shearing pressures),并带着潜在的灾难性结果。它也表明,一些范畴,诸如阶级(或性别、种族)等,并不具有历史稳定性,而是流变不居,不断被资本的动力流建构并重新建构着。

作为旁白,还应关注到,在这一框架中,另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的可能形式的想法,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自身之中。它不来源于对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式进行的文化接触或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也不建立在之前的社会秩序经验之上,这一社会秩序有着自身的道德秩序,被资本主义所破坏——尽管这种经验已经生成其对立面。但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并不必然指向它之外。它能够——而且也经常已经如此——被资本自身吸纳,或被甩在一旁,因其无法应对更大历史背景中的危机。马克思的分析,并不指向“抵抗”(在政治和历史的意义上都是非决定性的)的突现,而是指向转变(transformation)的可能性。它试图描绘一种生活形式的突现,作为资本主义运动的结果,由历史可能性所建构,同时这一运动又限制着它的实现。是然(what is)与应然(what could be)之间的间距,允许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并且日渐变为历史的真实。正是这一间距,建构了对现实的历史批判的基础。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形式的历史特定性——不仅指向过去,或是另一种社会,而是指向一种可能的未来。

正是资本自身,作为人类能力的对象化,生成了未来社会的可能性。但同时,它又是通过破坏自然与工作人口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这里讨论的方法框架内,价值日益无时序性的特征,对超越价值之外的未来——即一种后无产阶级未来——的广泛想象的缺场,正产生巨大的破坏性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正是资本自身,让我们不得不面对日益赤裸的选择: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socialism or barbarism)。

允许另一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矛盾,也将允许想象另一种社会秩序的可能性,一种基于当下同时克服当下的可能性。换言之,它允许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批判理论的可能性。通过把当下理解为一种矛盾性的动力,这一理论变成自我反身式的。它通过把握其对象的相同范畴,建立自身可能性条件的基础。批判的条件与转变的条件是相互关联的。这一理论明确要求批判理论的所有尝试都能够解释其自身历史可能性的条件。

根据我上文所描述的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理论远远超越了对资产阶级分配关系(市场与私有财产)进行的传统批判。它不仅批判剥削与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相反,它将现代工业与后工业社会本身视为资本主义的,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首要的是抽象的统治结构、个体劳动与个体存在不断加剧的碎片化,以及盲目时空的发展逻辑。它把工人阶级视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而不是作为其否定性的化身,明确将社会主义定义为无产阶级和建立在无产阶级劳动基础上的生产组织的扬弃,以及资本主义抽象强制动力体系的扬弃。

通过把批判的焦点从仅对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关注转移开来,这一方法能够提供对所谓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批判理论的基础,将其视为资本积累的替代(并且是失败的)形式,而不是作为代表资本的历史否定的社会模式,尽管是以不完美的形式。

这一理论,通过从只根据不平等分配——无论是国家分配还是全球分配——理解资本主义的视角中抽身而出,表明全球不平衡不应当只是从分配关系的角度来思考,而应当考虑到上面已简要描绘出的动力。

在这里,我还没有具体阐释一种观点:这些范畴不应当仅仅被解读为经济学的,而是应当——用马克思的术语——被解读为存在形式(Daseinsformen)和存在特定性(Existenzbestimmungen)。这表明,它们也应当被理解为文化范畴,带着特定的世界观和人格性(personhood)概念等。然而,我想说,通过把克服资本与克服无产阶级劳动相关联,这一解读开始触及后无产阶级的自我理解与主体性的历史突现。它打开一种理论可能性,能够历史地反思近几十年来新的社会运动,以及这些运动所代表和表达的某种被历史建构的世界观。它也有可能触及各种“原教旨主义”形式在全球的兴起,将其视为对新自由全球资本主义不同效应的民粹主义和拜物化的反抗形式,那些将自己误认为古老和正统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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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时,非常清晰的是,资本霸权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造(configuration)总是呈现出历史变化——从重商主义,经过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及20世纪的国家中心的福特制资本主义,到当代的新自由全球资本主义。每种构造都曾引发一些尖锐批判——例如,对剥削与不平衡、不平等发展的批判,对技术官僚统治方式的批判,或是对日渐加剧的不平等的批判。

然而,这些批判中的每一个都是不完整的。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任何一种它在历史上的构造。

我已尽力区分出两类方法:第一类中的各种方法,无论如何精密复杂,都不过是对资本某一历史构造的批判;第二类的方法,允许将资本理解为社会构形(social formation)的核心,与其各种表面构造相分离。

作为社会构形核心的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定构造之间的区分,变得越来越重要。将二者混同,已经导致严重的误认。回忆马克思的主张,未来社会革命必须从未来获取自己的诗篇,不同于之前的革命,关注于过去,而误认了自身的历史语境。在此意义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比如瓦特·本雅明的历史天使(保罗·克利Paul Klee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退回到一个它无法把握的未来。它并非指向对资本主义的克服,而是意味着一种误认,关注于私有制与市场,将资本与其19世纪的构造相混同。结果,它暗中肯定了在自由资本主义危机中突现的新的国家中心的构造。

对资本主义新构造的非有意认同,可以从最近的反黑格尔到尼采转向中看到,这一转向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很多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一个特征。这一思想,也以一种它无法充分把握的未来为支撑。在拒绝国家中心秩序的同时,传统马克思也在暗中肯定,它这样做是由于无法批判性地把握已经在东西方全面替代国家中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全球秩序。

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转变,不只暴露了大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弱点,揭示了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批判形式的不足,同时也表明,充分的批判理论今天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重要性。

通过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重新理解为与其表面构造相分离的社会构形的主要核心,我期待为今天重新建构一种资本主义的有力批判做出贡献。去除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其某一历史构造的方法带来的概念束缚,这一批判对我们的社会全域(social universe)来说将是充分的。


文章发表于《学术月刊》2017年08期

苏振源译      杨乔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