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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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双重维度——基于“实践型”与“理论型”的二元界划

相较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较长历史及其早已被作为学术性研究对象的事实,目前学界关于它的起点问题并未达成明确的学术共识。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科学把握它的理论内涵与精神实质,构成了界划其逻辑起点的首要工作。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透视,一是“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以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理论形态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理论成果;二是“实践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为主线的“改变世界”之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上述区分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当包含“实践起点”与“理论起点”两个方面。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而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化历史进程也逐步开启。本文通过区分“实践型”与“理论型”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存在样态,并辅之以若干评价标准与模型的建构,以期为界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提供某种重新“出场”的可能性。

一、问题的源起:目前学界两大研究趋向及其评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理论研究中,确证它的逻辑起点是构成这项研究的基础性环节。从直接的话语构成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过程。很明显,这里存在的一个核心词便是“化”,它可以被理解为改造、变化等含义。“化”从时态上意味着并非一种固化的封闭结构,而是一种持续性的变动过程,正是这种动态性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增加了理论和实际的双重操作困难。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已经展开了较多论述,相关观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历史人物说”与“具体历史说”两个方面。当然,这种区分并非绝对的,因为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从根本上无法做到“楚河汉界”的泾渭分明,历史事件并非无主体的过程,其发生和发展离不开历史主体的参与,而历史主体的任何活动都必然居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之中。我们之所以作出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划分,不过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采取的策略性考量。

第一,历史人物说。此类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分门别类地归结到不同历史人物身上。这种分类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类似“认祖归宗”的意味,即通过不同界定标准或理论原则,界定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鼻祖”。其观点主要有:

(1)“李大钊说”。有学者认为李大钊唤起工农群众是其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也同意将李大钊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在其《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他明确指出:“李大钊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使它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2)“陈独秀说”。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力组织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早期探索者和奠基者。还有学者认为陈独秀发动和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建党并领导初期革命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3)“瞿秋白说”。有学者认为,瞿秋白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性质前途、阶级与领导权、农民问题、武装斗争、党建以及革命文化等方面进行的系统论述,代表了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境界。(4)“毛泽东说”。这种观点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关于毛泽东何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学界还存在诸多分歧与争议。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斗争是逻辑起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又有学者将毛泽东于1930年5月创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1938年《论新阶段》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开启。

第二,具体历史事件说。此类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界定为某个具体历史事件,通常不外乎对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而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其界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其主要观点如下:(1)“十月革命说”。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这种观点主要依据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2)“中共一大说”。有学者认为,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中共二大说”。有学者认为,中共一大提出革命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分,表明中共二大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开端。(4)“八七会议说”。有学者将“八七会议”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认为“八七会议”抓住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两个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起步的重要标志。(5)“长征或遵义会议说”。这种观点认为,长征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遵义会议结束了教条主义的统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不可否认,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标准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上述论点仍然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理论空间。

一方面,存在随意套用、标签化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倾向。上述许多论述都认为,只要言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Marxism in China),就可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sinicization of Marxism)。所以,相关研究就出现了如下倾向,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只要言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都可以被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谱系之中。其实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非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异域再现,或者单纯从异国书本到本国书本的文本转移过程,而是经过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介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存在状态。所以,从这一维度而言,并非在中国谈及(介绍、翻译、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代表人物或历史事件,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很明显,目前学界相关理论研究并未从根本上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因此,相关研究必然存在混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倾向,实际上二者之间并非线性等同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的时间较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理论准备,可以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史”。忽视二者之间差别的结果便是催生一种逻辑上的误识,即谁最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谁最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存在混淆作为“形式口号”与“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逻辑界限的理论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蕴含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复杂关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状态发生了改变,而且中国实际也被改造。因此,并非从形式上有相关口号或理论呼吁的提出,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口号的研究,都从不同维度加以理解,可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加中国的内容,也可以是中国的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进行包装。很明显,上述理解并未达到本真意义上的科学透视。从这个维度而言,形式口号的提出与其实质性内容的开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间隙,必须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综合分析与研判。尽管在毛泽东之前,党内先进分子已经初步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真正从现实实践层面实现二者的结合,真正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系统化、理论化阐释的代表人物,仅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诉求,三者之间并非直接的线性等同关系,而是包含着若干中介所衔接的复杂结构。

二、“三重原则”:界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理论标准

从关键词的划分与择取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细分为两个维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进一步而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质的规定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原则与方法立场。“实践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历史进程,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区别于无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或盲动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依赖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必须实现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在实践指导下并经实践中介过的理论存在状态,它在根本上有别于居于书本、教条中的原教旨主义。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内涵的上述定义,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基本理论原则出发,细化关于它逻辑起点的界定。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与否,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旅行”,亦非“理论冰点”的纯粹实践,而是理论与实践的双位照应与交互的辩证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状态,一旦这种结合的“应有”状态被打破或人为割裂,必将导致现实实践活动的重大失误或曲折。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证明。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状态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真存在样式,“结合”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黄金准则”。只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尚未达到结合状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尚未真正开启。所以,可以明显看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开始传播就意味着中国化进程开启的观点,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病,即早期所进行的翻译、介绍、解释等传播学意义上的努力,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前的探索性实践,传播仅仅是实现结合的必要条件,不能将传播等同于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更多地聚焦于纯粹的理论研究活动,更多地涉及“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与现实“实践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第二,以理论与实践交互所形成的关系格局为中介,实现“实践型”与“理论型”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统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骨架。这一互动过程一方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型”,马克思主义与实践互动,突出了马克思所言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另一方面也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型”,即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理论型”与“实践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存在样态,仅局限于任何单一方面都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内涵的综合表达。以此理论原则为支点,不难发现学界现有一些观点的不足所在。比如,认为李大钊最早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境”相结合的思想,因而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观点。李大钊最主要的贡献是较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实事求是地说,他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化方面所做的工作较缺乏,因此不符合理论与实践互动标准中的实践维度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型”概括。又如,有论者提出陈独秀、瞿秋白等不仅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在实践活动中也不断推动这一思想。不可否认,虽然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在实践活动中或多或少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初步满足了理论与实践互动标准中的实践维度,但他们对理论与实践互动标准中的理论向度或“理论型”方面鲜有涉及,没有从本质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内容——可以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样态相区别的本质规定性。同样,仅仅以单一的历史事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论点也存在上述问题,即注重理论与实践互动标准中的实践维度而轻视了理论向度。

第三,以是否直面现实并最终解决具体重大现实问题作为终极考量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对单纯理论、概念的学术兴趣使然,而是为了纠正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其旨趣直接服务于解决中国革命活动中若干重大现实问题,如究竟走何种革命道路、依靠何种革命力量,等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征,现实性和针对性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机制。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7]邓小平也曾说过:“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并非仅仅从形式上运用若干“中国元素”进行包装、点缀,进而形成中国化的“理论型”,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化解”中国的具体问题——作为“实践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展开过程,进而通过对现实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以形成“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然在“实践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基于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会形成“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如何判断这些新的“理论型”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一脉相承呢?能否最终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终极检验标准。

上述三重理论原则与研判标准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只有充分具备了上述三条标准,才能真正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结合”的缺失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化”中国的客观物质基础与时空场域;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具体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新的理论形态,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向度;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活动只有与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顺利结合,具体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才会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维度;只有具体问题得到最终解决,才能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正确开启与发展,而非与经典理论原则“异轨”或背道而驰。

三、“实践型”与“理论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双重内涵

何谓历史?法国科学史学者冈奎莱姆曾说过:“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完全是这个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因此,有人可能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这一概念多种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就是这一概念逐渐成为规律的历史。所以,有学者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正式理论命题并被规律性使用之时——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种说法有其合理之处,但却只是指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简单的哲学概念或理论命题,它实际上具备双重内涵———理论化与实践化两个维度。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它既是一部理论史,更是一部实践史。从理论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运用于20世纪落后的东方大国,它的理论视域和作用场域也发生了变更与转换,必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更新理论资源和指导实践的范式,即中国化“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纵观“理论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推动这一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主体主要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因此,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定义为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形成。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如果缺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就无从谈及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一个问题,即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也无法从本真意义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在书斋或学堂里沉溺于理论的思考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沉思之中,并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能理解为仅用中国通俗语言、生动的事例来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这样的中国化绝不只是个文化问题,是少数知识分子在书斋里所能做到的;而主要是个实践问题,只有在革命的实际运动过程中才能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中国实践的场域中,通过结合的中介才能不断充实自身的理论资源,建构出新的“理论型”。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包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和“理论化”两个层次。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理论在基始性意义上是由实践所决定的。一般而言,实践都具有超前性。原初实践并非都在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并非系统的、规范的实践过程,而是经过不断反复之后实现由非系统向系统化、不规范向规范化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如此。在建党初期,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面前,党的理论准备相对不足,党的主要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相对不够深入。这一点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革命发展的历史境况不同。苏联经历了一个党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的时期,使得党的理论准备相对充分。虽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也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但是这并未明确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更没有取得较为明显的实践成绩。所以,党在创建初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就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关系而言,基本是分散的、非系统的和不规范的。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中嵨岭雄曾明确指出:“在他早期的诸篇论文中,全然看不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对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进行介绍。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形成,不是摄取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经验的总结和对兴国县的调查、长冈乡的调查、才溪乡的调查等许多农村的实地调查,在信念上形成了以土地革命思想为基础的非无产阶级的农民革命的革命观。”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实际必然要求将政治实践视为党的首要任务,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根本无从系统、完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在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依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主要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可以确信的行动指针和战略战术的纲领予以解释的”。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践化先于理论化展开,呈现出“实践先行”的鲜明特色。从时间起点来看,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度”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逐步实现由非自觉向自觉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在全党中不断得到加强与深化。虽然一开始中国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成分相对较少,更多地是依靠传统思想与朴素辩证法的指导获得革命的成功,但是,不断革命的实践过程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这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维度”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用马克思主义的“滤网”进行过滤处理,并将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最终形成了“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事求是地说,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我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践化是先于理论化而进行的。因此,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定位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应该说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它考虑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维度,但不足之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向度产生了严重遮幅。实践与理论处于互动关系之中,实践的先导性与理论的滞后性很难作出明显区分,两者处于相互胶着的状态。但是,由于我党成立初期的特殊情况,“实践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显先于“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等思想,也被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污蔑为“经验主义”或“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出现实践化大大先于理论化的情况,一方面与党早期理论准备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有关。

第四,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逻辑起点的生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脱离实践的抽象的理论思辨活动,而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并非一般理论家能够做到或做好的事,这不仅要具备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而且更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一般理论家只善于前者,而短于后者。只有毛泽东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化和实践化统一于一体,只有到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才能系统、完整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原因在于:一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哲学理论的大量阅读,充分占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另一方面,较之于一般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最大的优势就是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一般理论家无可比拟的。毛泽东科学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检验,并将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写就了《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这些著作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面貌。“没有这一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很难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使有文化人士、学者提出,也很难引起理论界、文化界的反响,成为指导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命题。”


概言之,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命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完整地、系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正是建立在实现“实践型”与“理论型”合二为一的基础之上的。至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实现了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和自觉总结实践经验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成为自觉指导实践的理论武器,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逻辑起点的形成。


(本文原载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