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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乐强:超越“机器论片断”:《资本论》哲学意义的再审视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沉寂百年的《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成为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重构马克思哲学的主导依据。在这一过程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一节(这也就是他们津津乐道的“机器论片断”)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被他们誉为是一段“圣经式的文本”[2]。由此出发,建构了一种既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治主义流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们这里,《大纲》,特别是其中的“机器论片断”,被看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点,而《资本论》则被视为是这一手稿的历史倒退,进而将《大纲》与《资本论》完全对立起来。针对这种解读,国内外学界也积极地做出了批判性回应,但始终有一个核心问题未能得到澄清,即“机器论片断”能否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终标杆?或者说,该如何理解“机器论片断”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关系?笔者认为,这一片断固然重要,但它只不过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过渡环节,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决不能将其夸大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高点,更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建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在《资本论》中,他全面超越了这一片断的历史局限性,建立了科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内在依据。就此而言,完整地把握从“机器论片断”到《资本论》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定位《大纲》和《资本论》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为我们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质,特别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公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主观公式”(即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重要启示,而且也能为当前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作为“圣经”的“机器论片断”:

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对马克思形象的政治重构

 相较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大纲》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则相对滞后,直到1939-1941年才首次在莫斯科公开出版,并于1953年由东柏林狄茨出版社再版。然而,令人遗憾地是,当时这一著作并没有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直到1968年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的出版,才使西方学者认识到《大纲》的重要性,积极推动了这一著作在西欧的传播与研究。[3]但就当时的反响来看,它在意大利产生的轰动效应尤为突出。

上世纪60年代,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股极左思潮,即工人主义或自治主义,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莱尼奥洛·潘兹尔瑞、马里奥·特隆蒂、安东尼奥·奈格里、保罗·维尔诺、拉扎拉托等等。与其他左翼思潮不同,这一流派的直接指向并不是为了反抗右翼势力,相反,而是为了对抗意大利共产党及其所支配的工会传统。哈里·克里弗指出:“在法国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量工业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强大共产党的对抗和拒斥。在美国,‘回到马克思’是在反抗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影响下出现的;与此不同,在意大利和法国,它是在对抗共产党及其所支配的工会传统中生长起来的。”[4]在他们看来,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已经完全站在了工人的对立面,成为资本力量的帮凶,企图镇压工人的反抗运动。也是在此背景下,自治主义者认为,要想真正实现工人的解放,就必须摆脱一切幻想,既不能依靠意大利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工会组织,更不能寄希望于资本家,相反,惟有依靠工人自身,才能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上。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必然反对那种强调客观规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必然会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脱离工人运动的纯学术研究,主张建构一种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激进政治哲学。这种工人中心主义构成了这一左翼思潮的核心特征。如特隆蒂所言:“我们的工人主义和意大利共产党官方工人运动的真正区别在于,工人这一概念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5]

而《大纲》的出现恰恰满足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就像奈格里指出的那样:“一方面,《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突出了60年代以来我们在‘工人自治’运动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方法论(因此也是主观的、认识论上的)特征;另一方面,在从大众工人向社会工人转型的过程中,《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理论话语的相应转型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重估生产性社会的本质。”[6]也是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抛弃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幻想,从《大纲》出发,重构马克思的政治形象。在这一过程中,被他们称为“机器论片断”的这一手稿恰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被誉为是一段“圣经式的文本”。维尔诺指出:“在西方,当英雄遇到巨大困境时,他们经常会从《旧约》中引出一段经文,或者来自《诗篇》或者来自《以西结书》,并把它们从各自的语境中抽离出来,顺其自然地将其融入到当下的偶然处境中,成为解释当下困境的有力预言……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断被阅读和引用的。”[7]可以说,这一片断在整个自治主义运动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不同发展阶段,他们对这一片断的解读重心又有所不同。

20世纪60-70年代,工人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反抗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传统,从而建构一种以工人自治为轴心的激进政治哲学,以此来证明,共产主义决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也不是政党领导下的革命行动的产物,相反,而是现实主体对抗和工人自治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对《大纲》和“机器论片断”的解读一开始就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即为真正革命主体的生成提供合法性论证。这一点在奈格里的著作《〈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中得到了充分体现。[8]他指出,与充斥着客体主义的《资本论》不同,《大纲》完全“是一个确立革命主体性的文本”[9],其中到处充满了对抗。如果说在价值和货币阶段,这种对抗还是潜在的,那么,经过剩余价值阶段,这一逻辑最终在“机器论片断”中彻底成熟。因此,如果说《大纲》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点,那么,“机器论片断”则是《大纲》的顶点。“《大纲》是以‘机器论片断’……结束,因此马克思论证的逻辑性达到完满”[10],这一片断“可能是在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所能找到的运用矛盾而且建构辩证法的最高级例子。”[11]在这里,奈格里重点抓住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并由此引出了他的自治主义哲学。

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引入,不论是从价值增殖形式还是从物质形式来看,劳动都不再像前期那样是支配整个生产过程的主导因素,而是沦为生产过程的一个次要环节。这就意味着,在机器大生产阶段,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结果,“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2]于是,资本主义生产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量”[13],只要生产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时间就永远是财富的惟一尺度和源泉;但另一方面,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运用又竭力把劳动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随着这一矛盾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将会遭遇自身不可克服的界限,最终趋于崩溃。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是想通过资本的矛盾运动,来论证交换价值生产制度崩溃的可能性(这一论证还存在重要缺陷,下文将着重分析)。然而,奈格里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径直将其转化为主体对抗的生成逻辑。他指出,第一,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意味着劳动彻底摆脱了资本的统治,成为一个与资本对立的自治主体;第二,既然资本主义财富生产是以劳动为基础的,这就意味,要推翻资本主义,无需发动革命,只要每个自治工人有意识地拒绝劳动,就可以达到了,“不劳动,拒绝劳动就成为工人们的主张,成为价值规律被颠覆的基础”[14]。于是,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共产主义的到来不再是客观矛盾运动的结果,也不再是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而是工人自主选择、自我建构的结果,“主体性的道路正是将唯物主义带向共产主义。劳动阶级是主体,分离的主体,是他们催生了发展、危机、过渡,乃至共产主义。”[15]正是基于“机器论片断”,奈格里颠覆了马克思的传统形象,重构了一个“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建立了一种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革命主体政治学,打开了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自主之路,完成了对“机器论片断”作为一种圣经式文本的全面论证。

也是在此基础上,奈格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大纲》与《资本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重点批判了两种倾向:一是以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他们把《大纲》视为是马克思完成“认识论断裂”之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是一部不成熟的幼稚著作,“这个文本只不过是在重复马克思早年的人道主义中已经提出的观点。《大纲》只是一个散发着唯心主义和个体式伦理臭味的草稿;我们在‘机器论片断’中找到的对共产主义定义的描绘只是18世纪客观唯心主义和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姿态的综合。”[16]二是以罗斯多尔斯基为代表,奈格里指出,他仅仅把《大纲》看作是《资本论》的准备材料,一味地强调它们之间的线性连续性,完全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断裂和异质性,把《大纲》所散发出来的、具有天才性质的主体政治学消融于《资本论》的客体逻辑之中。这种解读实际上是以一种目的论预设为前提的,即“《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最成熟的要点”[17],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方法”[18]。这两种观点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完全贬低了《大纲》的历史地位。与此不同,奈格里认为,《大纲》既不是早期逻辑的延续,也不是《资本论》的准备草稿,而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部具有独立地位的革命性著作,其中彰显出来的对抗逻辑完全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精髓,只有从这一文本出发,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也正是基于此,他将《大纲》视为“是马克思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中心”,“是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点”[19]。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即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历史地位?他指出,决不能像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罗斯多尔斯基那样,把《资本论》预设为马克思最成熟的著作,以此来解读《大纲》,这样不仅会阉割后者的革命意义,而且也会进一步加剧《资本论》的客体主义倾向,相反,必须抛弃这种目的论预设,以《大纲》为轴心来重新解读《资本论》,“如果我们根据《大纲》的批判来理解《资本论》,如果我们通过《大纲》的概念体系重新阅读《资本论》……我们就能恢复对《资本论》的正确理解(不是为了知识分子的勤勉治学,而是为了群众的革命意识)。”[20]而克里弗的《政治性地阅读〈资本论〉》(1979)就是这一理论努力的积极尝试。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福特制转向了后福特制。如何理解这一转型的本质,并为这一时期的工人自治运动提供理论指南,就是摆在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此背景下,他们再次回到了“机器论片断”来寻找灵感。如果说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们更多地集中于马克思关于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那么,此时他们更多地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也翻译为“普遍智能”)的论述。

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科学知识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资本必然会最大限度地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固定资本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明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而导致“一般智力”的形成,“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21]实际上,此时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一般智力决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劳动的产物。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必然会把这种一般智力转化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22]结果,就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资本对一般智力的追求,直接危及到以直接劳动为基础的财富生产本身。随着这一矛盾的发展,“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23]。于是,一般智力也就摆脱了资本的限制,成为未来社会财富生产的基础,“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24]届时,每个个体都将成为一般智力的主人,实现了一般智力的社会化与个体化的内在统一。

在所有著作中,这是马克思惟一一次提到“一般智力”概念。而自治主义者就紧紧抓住了这一概念,将其建构为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不过,与20世纪60-7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理论建构不再是基于对这一片断的毫无保留的肯定式阅读,而是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重构。具体表现在:

首先,对一般智力范畴的重构。维尔诺指出:“马克思完全把一般智力(即作为主导生产力的知识)等同于固定资本,等同于内化为机器体系的‘客观科学力量’。结果,他完全忽视了今天绝对居于主导的另一维度,即一般智力表现为活劳动本身。”[25]在后福特制时代,一般智力已经越出了固定资本的限定,不再表现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而是表现为主体自身所具有的思考能力和潜能,“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想象力、伦理倾向、思维习惯和‘语言游戏’。”[26]也是基于此,维尔诺认为,在后福特制时代,一般智力已经远远超越了马克思的理解,变成了主体自身所具有的内在潜能,即“智力一般”。其次,是对劳动范畴的重构。他们指出,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曾预测到,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将逐渐下降,最终导致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证明马克思预言的虚假性:在后福特制时代,普遍智能已经实现,但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而是产生了一种更加稳定的统治形式。[27]马克思为什么会得出这种错误的结论呢?他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劳动的理解过于简单了。他所理解的劳动完全是一种物质劳动或体力劳动,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这种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自然会逐渐趋于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因为一般智力的发展孕育了一种全新的劳动形式,即非物质劳动。与前者不同,它不再生产有形的物质产品,而是生产非物质化的思想、智力或信息等内容。拉扎拉托指出:“非物质劳动概念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商品的‘信息内容’,它直接指向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大公司里工人劳动过程所发生的变化,在那里,直接劳动所需的技能逐渐变成神经机械学和计算机管控的技能(以及水平与垂直的信息沟通技能)。另一方面,关于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行为,非物质劳动包括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换句话说,这类活动包括界定和确定文化与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指南以及更具有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28]不过,哈特、奈格里指出,拉扎拉托完全忽视了情感劳动,因此认为他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在此基础上,他们重新定义了这一范畴,将它区分为两种类型,即语言或智力劳动以及情感劳动,[29]彻底实现了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型。再次,是对新型统治形式的思考。他们指出,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形成,资本的统治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马克思仅仅强调物质劳动,因此,在他那里,资本的统治形式主要表现为资本在生产场所对工人身体的规训,而非物质劳动的出现,意味着资本的统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身体控制,将整个生命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在生命权力所指向的生存状态中,生命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已成为权力追逐的猎物。”[30]最后,对革命主体和解放道路的再思考。他们指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完全是以从事物质劳动的产业工人为基础的。在后福特制中,非物质劳动已经取代了物质劳动,成为当代社会劳动的主导形式,因此,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必须要从非物质劳动出发,重新建构革命的主体政治学,这也就是他们所推崇的大众概念。从内涵上讲,他们所理解的大众实际上就是那些从事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的人,它不再像工人阶级那样拥有相同的身份认同和阶级意识,或者说具有同样的本质属性,相反,大众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性,因而是一种多样性的集合。那么,大众如何实现自身的解放呢?前期的那条自治对抗逻辑再次登场了。维尔诺指出,既然一般智力已经转化为每个个体自身具有的潜能,这就意味着,一般智力的社会化与个体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同一,个人已经转化为马克思当年所说的“社会个人”,即一般智力的主人;于是,他们就实现了“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全部占有,从而也就摆脱了资本的统治,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自治主体。这恰恰也是奈格里“大众智能的苏维埃”[31]的逻辑基础。

这一时期,他们正是通过对“机器论片断”的批判性重构,实现了自身理论逻辑的当代转向。不过,从最终导向来看,他们批判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这一片断,而是力图在当代语境中重塑这一片断的理论生命力。如一些学者所言,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之所以批判这一片断,“其目的并不在于对马克思的简单超越或否定。相反,透过对马克思的超越和否定,他们希望最终在转变了的社会现实条件之上,重新召回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崩溃的预测或愿景。”[32]就此而言,“机器论片断”依然是给予他们灵感和启示的一部“圣经”。

二、“机器论片断”的历史局限性与《资本论》的超越

2000年,随着《帝国》一书的出版,自治主义已经越出了地域局限,成为世界范围内最炙手可热的一股左翼思潮。针对这一流派,国内外学界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客观评估了它的理论贡献和不足之处。然而,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澄清,即究竟如何理解“机器论片断”的历史地位?或者说,能否把这一片断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终标准?这种“圣经式”的比喻固然突出了它的重要性,但也过分夸大了它的历史地位。实际上,这一片断只是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趋势的一种积极尝试,它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也必须看到,他这里的分析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回应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对马克思形象的重构,首先必须实现对“机器论片断”的祛魅,准确定位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但如何理解机器大工业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此时他尚未给出科学的分析,而是像舒尔茨、拜比吉等人一样,用斯密的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大生产,这决定了他必然无法科学解剖机器大生产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只能从分工入手引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思路显然是有问题的。在尤尔的影响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做了重要推进,但此时他并没有实现了对机器大生产或自动工厂的科学认知,仍将分工视为后者的核心构件,显然是不准确的。[33]

经过《伦敦笔记》的洗礼,到了《大纲》,特别是其中的“机器论片断”,马克思对机器大生产的认识取得了新的突破。在这一片断的开头,马克思一上来就引用了拜比吉和尤尔关于机器和自动工厂的论述。[34]这使他充分意识到,与工场手工业不同,在现代工厂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劳动分工,而是资本与科学力量的联合,是机器体系之间的协作。在这里,分工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而工人也随之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沦为机器体系的附属物。但马克思又强调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机器体系决不只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同时也表现为价值增殖的手段,表现为由资本所决定的特殊存在形式,即固定资本。因此,后者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机器大生产阶段。“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抛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35]此时马克思已清楚地意识到,机器大生产已经消除了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因此,要想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就不能再像前期那样从分工入手来引出资本主义的矛盾,相反,必须站在机器大工业这一制高点上,来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做了一些积极尝试,试图从资本对科学知识和一般智力的追求,进而导致直接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不断下降这一矛盾,来论证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这也就是上文中被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奉为“圣经”的那些段落。

不得不承认,与前期相比,“机器论片断”的确做出了重要推进:它超越了前期的分工逻辑,从资本与科学的联合入手,客观分析了现代工厂的运作机制,并试图站在机器大生产之上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能否把这一片断视为马克思最成熟的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它只不过是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矛盾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尝试,其中还包含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在这里,必须澄清一点,笔者所强调的历史局限性与哈贝马斯和自治主义者关于这一片断的认知存在本质区别。在《认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准备材料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类的历史是同自然科学和技术自动转化为社会主体(一般智力)控制物质生活过程的自我意识相联系的。按照这种设想,在先验意识的历史中似乎只有技术史。”[36]换言之,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整个分析完全是建立在技术决定论之上的,因而是不足为信的。同样,自治主义者始终将这一小节命名为“机器论片断”,这本身就忽视了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关系维度,潜在地将其扭曲为一种技术史观,而他们对这一片断的批判和重构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实际上,这些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在这里,马克思从未想过要建立一种技术史观,更没有单纯地从技术维度或工艺学出发来论证交换价值制度的崩溃,而是始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来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可能性。他指出:“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37]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一直力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同样,他也始终坚持从物质形式和社会形式双重维度来分析机器体系,明确区分了作为物质资料的机器体系和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并坚决反对单纯地根据前者来认识资本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分析了科学知识和一般智力在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生产中的历史作用,而且也从生产关系入手分析了资本对一般智力的吸纳过程,揭示了后者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倒置为统治工人权力的根本原因。以此来看,所谓技术决定论的指控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马克思无须负责。[38]

那么,这一片断的局限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大纲》中,这一节出现在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而在《资本论》中则被放在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标题下。这种位置上的调整,反映了马克思在一些问题上已经做出了新的思考。在此,笔者就通过《资本论》与“机器论片断”的比较分析,来细致挖掘这种理论上的推进和发展,为我们清晰定位这一片断的历史局限性提供有力支撑。

第一,财富尺度和劳动二重性学说。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39]但随着机器体系的采用,财富的创造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直接劳动,更多地取决于科学技术和一般智力的发展,“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要素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赋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40]也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做了一个重要推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41]一个全新的社会即将到来了。

这些论述正是20世纪60-70年代被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奉为圣经式的段落,也是国内外学界经常反复引用的段落。然而,令人遗憾地是,却很少有人去反思这些段落的缺陷。在这方面,德国学者海因里希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会得出这一结论,根本原因在于,他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42]我以为,这一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43],而这种区分首先是“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44]。其中,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有用的具体劳动,而生产价值的劳动则是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就前者而言,任何使用价值都是自然物质和劳动的结合,“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45],“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46]。就后者而言,价值并不取决于直接劳动量,而是由抽象劳动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根据这一理论,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的分析还存在明显的历史缺陷:此时他把直接劳动视为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将直接劳动时间理解为财富的惟一尺度和源泉,这一判断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这里的财富是指物质财富,那么,直接劳动从来都不是它的惟一源泉,这里面还应包括自然界;如果是指社会财富(价值),那么,抽象劳动才是它的价值实体,而直接劳动也从来都不是它的尺度和源泉,更不消说是惟一的尺度和源泉了。因此,马克思据此所做的推论,即一旦直接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交换价值生产就要崩溃了,资本主义制度就要解体了,恰恰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推论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由此可见,此时马克思的分析更多地是基于直接劳动做出的,虽然他力图基于质和量的辩证法,来区分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但实际上二者的参照系却是一样的,即都是直接劳动,或者说,是后者的两个不同方面,这与后来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所体现的质(具体劳动)和量(抽象劳动)的辩证法完全不同。这表明,此时他尚未建立起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劳动二重性理论。[47]

第二,“魁奈之谜”和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此时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入手,分析了机器大生产阶段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一方面广泛唤起自然科学和一般智力,使财富创造不取决于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又用劳动时间来衡量这些力量创出来的财富。于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48]那么,这一矛盾真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最先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在《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回答》中指出:“你们认为,在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只要不损害生产,越能节约费用或昂贵的劳动,这种节省就越有利,因为这会降低产品的价格。尽管如此,你们又认为,由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的生产,在于增大他们产品的交换价值。”[49]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明确指认了这一点,并将其称为“魁奈之谜”。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不仅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将其指认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并认为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将最终趋于崩溃。而到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客观机制。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提高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缩短了“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使商品的价值降低;另一方面,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50]使剩余价值得以提高。“也就是说,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这就解开了一个谜: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魁奈用来为难他的论敌、而后者至今还没有回答的那个矛盾。”[51]在这里,马克思把这种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称为相对剩余价值,并根据提高方式的不同,划分了三种形式:协作、分工(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完成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全面建构。那么,反过来,在《大纲》中,他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呢?我认为,这恰恰是与他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譬如,他指出:“工场手工业所以取得这样较高的利润率,只是因为同时使用许多工人……在工场手工业中,占优势的是绝对剩余时间,而不是相对剩时间。”[52]换言之,此时马克思还是从绝对剩余价值入手来理解工场手工业的,那么,什么才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呢?答案是机器大工业,它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惟一形式。由此可见,在《大纲》中,马克思实际上是根据固定资本或机械化的发展程度来区分二者的[53],这一思路显然是有问题的。这表明,此时他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缺陷也妨碍了他对魁奈之谜的解决。在此,我们不妨再追问一下,为什么此时他会这样理解相对剩余价值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尚未完全克服尤尔的影响。后者从生产力维度出发,明确地将机器大生产(机器推动的生产力形式)与工场手工业(分工推动的生产形式)严格地区分开来,超越了舒尔茨、拜比吉等人用分工来理解机器大生产的缺陷,这是尤尔的重大贡献。也是基于此,马克思后来评价到,说尤尔是“第一个正确地理解了工厂制度的精神”[54]的人。但尤尔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忽视了生产关系维度,因此,他看不到机器大生产与工场手工业的内在统一性,即都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有效形式,而是一味地站在生产力维度,将二者对立起来,进而认为只是到了机器大生产阶段,资本主义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只不过是它的前史。[55]显然,此时马克思还无法甄别这一判断的错误之处,这也是他为什么会站在机器大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原因。

第三,一般智力与剩余价值生产问题。此时马克思指出,一般智力与直接劳动的分离,最终将危及资本主义制度,而大工业就是它崩溃的临界点,“正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所依据的基础——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一样,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于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另一个基础也消失了。”[56]这些观点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首先,直接劳动被扬弃为社会劳动,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消失了吗?恰恰相反,这种转化,即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的转变,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存在的基础,而不是它崩溃的依据。其次,在生产过程中,一般智力与直接劳动的分离,能够危及交换价值生产制度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57]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提高并不能改变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的事实,后者更不会因为科学知识和一般智力的发展就自动消失。这表明,单纯从一般智力与直接劳动的分离来论证资本主义崩溃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考察了这种分离的产生过程,并基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准确定位了这一分离的历史地位。他指出,“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58],“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59]此时马克思已清楚地意识到,一般智力与劳动的分离,不仅不会导致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而且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生产机制;同样,机器大工业也决不是资本主义崩溃的临界点,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完善。

最后,自由时间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财富的源泉是直接劳动,而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的发展会把这个源泉缩减到最低点,从而为每个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出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60]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必然会“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61],变成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间。这一矛盾实际上也是经济学史上著名的机器悖论问题。不过,在这里,马克思还是从直接劳动出发来确认这一悖论的,他的主要参照系仍是直接劳动或具体劳动。这就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自由时间与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而“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62]。这里的“工作日”概念不单单是指生产使用价值的直接劳动时间,而且也是生产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抽象劳动时间。[63]因此,真正的自由时间决不是指直接劳动时间的缩减,而是对抽象劳动的扬弃。如果只有前者,没有后者,那么,这种自由时间还称不上是真正的自由时间。比如,那些被机器体系排斥的产业工人(马克思将他们称为“产业后备军”),他们的直接劳动时间已经降低为零,他们获得自由了吗?或者说,他们的时间是自由时间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的这种时间本身就是由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制造出来的,并没有真正摆脱资本的强制,“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手段。”[64]这表明,抛开抽象劳动或生产关系限制,单纯从具体劳动维度来理解自由时间还是不够的。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机器论片断”本身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当自治主义者把这一片断誉为“圣经式的文本”,并以此为据,将《大纲》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时,无疑夸大了这一片断和《大纲》的历史地位,完全抹杀了《资本论》的理论贡献。这表明,完全秉持目的论思维,线性地解读从《大纲》到《资本论》的发展,固然有错,但完全以断裂性思维为原则,彻底否定《大纲》与《资本论》之间的连续性,甚至将它们对立起来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因此,当他们把“机器论片断”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终标杆,并以此为据来重构马克思哲学时,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缺陷。

一方面,他们的种种建构本身就是建立在对这一片断的误读之上的。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是想通过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来论证交换价值制度崩溃的可能性,虽然这里的论述还存在局限性,但它至少反映了此时马克思的思路,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来解剖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而自治主义者们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径直将它翻转为一种主体对抗的生成逻辑,实现了从历史辩证法到真正对立的转变,从而建构了一条劳动与资本、大众与帝国的自治对抗逻辑。就此而言,他们对这一片断的解读本身就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出发的,而是基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65]通过这种嫁接而建构出来的哲学,决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只能是一种充满伦理色彩的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政治学。

另一方面,他们的整个建构并没有真正克服这一片断的内在局限性。此时马克思把一般智力与直接劳动的分离视为大工业的主要特征,并试图从中引出资本主义崩溃的可能性。这一逻辑包含两个不同层面的局限性:一是内在局限性,这点上文已经分析过了;一是外在局限性。当年马克思所强调的一般智力与劳动的分离过程,主要是针对机器大生产阶段而言的,自然不可能涵盖一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随着后福特主义的到来,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确出现了重大变化,一般智力与劳动的融合已经取代了二者的分离,成为这一时期劳动过程的主要特征。这一点恰恰构成了20世纪80-90年代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批判和重构这一片断的现实基础,也是他们建构大众智能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客观依据。他们的理论贡献自然不能小觑,但他们的缺陷也不容忽视。由于抹杀了《资本论》对这一片断的超越和发展,他们自然也看不到这一片断的内在局限性。因此,当他们立足于后福特制时代,通过一般智力与劳动的融合来重塑这一片断的当代生命力,并从中引出当代资本主义崩溃的可能性时,恰恰犯了与“机器论片断”同样的错误。

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是对马克思物质劳动理论的超越和发展。这一语境表明,他们所理解的非物质劳动仍然停留于直接劳动或具体劳动层面,是不包含任何生产关系的一般主体性劳动。当他们从这种具体劳动(“多”)来界定新的革命主体时,必然会得出一种没有内在同一性的、多样化的大众群体;而当所有大众联合起来时,他们自然也就认为,前者实现了对一般智力的全部占有,成为与帝国和资本相对立的自治主体,届时,后者的末日也就到来了。实际上,这整个逻辑与“机器论片断”一样,都是建立在对直接劳动的分析之上的,完全忽视了抽象劳动。马克思后来指出,抽象劳动才是整个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内在基础,这种劳动“既同劳动独有的特殊性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性借以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66]不论直接劳动采取什么形式,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只要它生产剩余价值,那都是一种雇佣劳动。针对这一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的“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中做出了深刻分析。他举例到:“例如,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67]这清楚地表明,所谓非物质劳动只不过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所建构出来的一种新形式,它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抽象劳动的控制。就此而言,要想真正终结帝国和资本的统治,就不能单纯停留在直接劳动(非物质劳动)领域的变革和联合,也不能简单诉诸于一般智力的大众化(大众智能的苏维埃),更不能寄希望于主体(大众)的自治,相反,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来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所开出的药方无疑是一种乌托邦,而他们在实践中的全面失败,正是这种乌托邦的最好证明。对此,齐泽克评价到,“他们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68],而是单纯地诉诸于主体权利,企图建立一种“没有革命的革命”,这在本质上又重新退回到“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中了。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戳中了他们的要害。

三、“主观公式”与“客观公式”的辩证法:

《资本论》哲学意义的再思考

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之所以抬高《大纲》和“机器论片断”,过分贬低《资本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资本论》完全是客体化的逻辑,无法为主体政治学的建构提供有力支撑,惟有回到“机器论片断”,才能为这种主体逻辑找到合法基础。[69]相较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对立,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的对立,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无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对立,即《大纲》与《资本论》的对立,这也就是“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70]等标题流露出来的真实内涵。综观这些对立论,虽然文本不停地在变,但核心观点却一直没变:《资本论》完全是一部客体主义的著作,到处充斥着客观规律,没有为主体和阶级斗争留下丝毫空间。在这些指责的背后始终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或者说,如何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阶级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著名的“客观公式”与“主观公式”的关系问题。惟有科学解答这一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有效回应自治主义者对《资本论》的批评,才能准确定位《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及其政治意蕴。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施坦指出,在革命理论上,马克思没有发明权,他完全承袭了布朗基,因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布朗基主义者。“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它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71]。结果,马克思成了布朗基和雅各宾式的革命恐怖主义者了,这是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最大歪曲。针对这种革命恐怖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曾做过尖锐批判:“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72]与这种革命密谋不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既反对从抽象人性的角度对革命事业进行思辨论证,也反对任何超越历史进程而人为地制造革命的做法,相反,他始终立足于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来探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可以说,这一思想贯穿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整个发展过程,并在后面的文本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随着这一矛盾的爆发,“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73]。到了《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他开始从生产关系入手,来揭示“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74]。这些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集中展现。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似乎更突出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也是一些学者(比如,莱尔因)将其视为“主观公式”的经典之作,进而将其与“客观公式”对立起来的重要原因。[75]实际上,这恰恰是错误的。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强调到,这一著作的核心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76]。以此来看,阶级斗争决不是外在于客观公式的一条独立逻辑,而是始终奠基在后者之上的。柯尔施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所谓主观公式只是对客观公式的补充和说明,是“同一事物的如实表达。”[77]因此,将《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逻辑界定为一条与客观公式相对立的独立逻辑,恰恰是站不住脚的。经过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历史反思,马克思更加明确地得出了如下结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78]换言之,只有将革命奠基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之上,这种革命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但是,我们能否说这里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彻底成熟了?笔者持保留态度。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一般历史观层面,一是具体社会形态层面。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力图从中引出阶级斗争的客观基础,这对于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和革命唯意志论而言已经足够。因此,从第一个层面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已经建立了科学的历史观。但一旦立足于第二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分析显然还不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毕竟只是一个科学抽象,用这一抽象“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79]。因此,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超越一般层面,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规律,惟有如此,才能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那么,此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是否已经成熟了?显然还不能这样认为。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此时他还是从分工入手来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从而把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在由分工所导致的工人的片面化发展之上,虽然这与思辨主体逻辑存在本质区别,但这一思路还是不够的,因为单纯从分工入手是不可能科学解剖所有制形式演变和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这反映了他当时掌握的经济史知识还完全不够,就像后来恩格斯反思的那样:“在这篇稿子(指《费尔巴哈论》——引者注)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指《德意志意识形态》——引者注)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80]再比如,在《共产党宣言》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虽然此时他明确提出了只有当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但这种矛盾的标志是什么呢?答曰:工商业危机。[81]此时他显然把危机当成了资本主义灭亡的“病理性”标志,从而在革命与危机之间建立了直接依赖关系。

1857年,资本主义社会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促使马克思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82]。而这次研究的结晶,就是后来的《大纲》。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的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货币理论、劳动力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商品二重性理论等等。但就“机器论片断”而言,如上所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认识显然还存在重要缺陷,虽然它已经超越了前期的分工逻辑,力图站在机器大生产的高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矛盾,但他并没有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是把资本对一般智力的追求,进而导致直接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不断下降这一矛盾,视为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依据,这显然是错误的。那么,此时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除了劳动二重性和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不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还没有真正克服革命与危机的依赖模式。在这一片断中,他指出,资本对科学技术和一般智力的普遍追求,必然会提高生产率水平。就使用价值生产而言,这就意味着,人们只需要“用一部分生产时间就足以满足直接生产的需要”[83]。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届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剩余劳动也就失去了存在条件。[84]关于这一点,他在《大纲》的另一处说得更为明确:“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85]以此来看,此时他不仅把危机视为交换价值崩溃的基础,而且也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解体的重要依据,因此,他自然会把危机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佳时机。所以,在危机爆发之后,他就热切地期盼新一轮革命高潮的到来。但遗憾的是,这场危机并没有引发一场“汹涌澎拜的革命高潮”,更没有导致交换价值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这促使马克思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的判断。而这种反思的结果就是1859年“序言”中的“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6]在此之后,他再一次系统地研究了经济学,写下了数量庞大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超越了《大纲》和“机器论片断”的内在局限性,完善了他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和内在矛盾的分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公开阐述。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革命逻辑既不是基于人性做出的推论,也不是单纯依靠主体能动性制造出来的密谋运动,而是始终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离开客观逻辑,抽象地谈论阶级斗争,或者说,单纯从主体能动性的角度引出阶级斗争,都是非法的。这是马克思对主观公式与客观公式辩证关系的科学认知,也是历史辩证法的精髓所在,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更无法将其与革命的庸俗派和唯意志论者区别开来。就此而言,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到《大纲》再到《资本论》的发展历程,决不是莱尔因断言的那样,是主观公式与客观公式的断裂过程,更不是奈格里所说的从纯主体逻辑向纯客体逻辑的倒退过程,而是历史唯物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过程,是他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解剖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革命条件学说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论》的出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马克思“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87]所进行的长期探索的理论结晶。

那么,《资本论》在何种意义上为阶级斗争提供了客观基础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机器大生产与阶级斗争的普遍化。大卫·洛威尔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完全是基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建构出来的一种抽象神话,根本不具有任何现实性。[88]实际上,这一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之上的,这就为他的无产阶级概念提供了一个科学基础:所谓无产阶级不再是法权意义上的那些没有财产的人的总称,而是那些没有生产和生活资料,只能靠出卖自己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而剩余价值理论则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在阶级利益上的对立,为阶级斗争提供了合法的理论依据。但这并不是说,只要单纯基于剩余价值生产,工人就能自觉地形成普遍化的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恰恰相反,这种生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客观水平。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由于分工的特殊性,决定了此时工人必然无法超越劳动等级的限制,达到普遍性高度,“工场手工业发展了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工资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单个工人适应了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另一方面,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89]而此时工人联合起来同资本家斗争,“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90],这种斗争还局限于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则彻底消除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91]一方面,它用大量妇女和儿童取代了成年工人,造成了庞大的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也就为超越等级的普遍化无产阶级的生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机器大工业消灭了一切手工生产和家庭劳动的存在基础,把他们统统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这也就“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92],为工人超越单纯的经济行为,上升到普遍化的政治斗争,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二,资本的运作机制与拜物教意识的解构。马克思认识到,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事人,工人也必然会像资本家一样受到拜物教观念的束缚,“在作为关系的资本中……实质上具有特征的是,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就象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93]。那么,工人如何才能超越这种歪曲观念,形成革命的阶级意识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两个维度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首先,从本质层面而言,他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奴役之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94]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种奴役化的生产实践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破除对资本的一切美好幻想,进而“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95]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细分析了资本本质的社会化过程,揭示了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种种现象是如何生长出来的,并最终以“三位一体”公式固定下来的。通过这种探讨,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历史分析,为工人认识各种颠倒观念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有力武器。以此来看,工人要想摆脱资本主义拜物教观念的束缚,单纯依靠主体自觉是行不通的,必须要以资本的运动和发展为客观前提。

第三,资本的内在界限与革命时机的诊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不再把经济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灭亡的病理性标志,而是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生理周期,“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96]经济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已经达到了彻底成熟的程度,更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就要灭亡了,相反,它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生理阶段,因此,决不能把经济危机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佳时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危机:一是由剩余价值实现所导致的外在危机,一是由于剩余价值生产所引发的内在危机。前者的原因具体包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生产部门的比例失调以及流通中的货币量的限制等等,虽然它们在本质上也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这种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发展活力。第二种危机则表现为由资本积累和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97]引发的内在危机。马克思指出:“利润率下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98]它们共同表明,资本生产永远无法克服生产力的绝对限制。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必然是生产资料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与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99]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届时,“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00]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资本论》本身包含着非常明确的政治导向,是全面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这一点:“《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101]因此,当詹姆逊将《资本论》解读为一部没有政治结论的、纯粹关于失业的书时[102],恰恰从根本上解构了《资本论》的政治意蕴和实践旨趣。另一方面,这些分析也表明,《资本论》决没有抛弃阶级斗争,而是始终从资本的客观运动中引出阶级斗争。对此,柯尔施正确地指出,《资本论》表明,马克思的革命逻辑既不是忽视阶级斗争的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单纯强调主体能动性的革命唯意志论,而是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这种前提不可能通过纯粹的良好领导、正确的理论或者富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去取代”。[103]因此,当第二国际正统以此为依据,将马克思哲学诠释为经济决定论时,恰恰忽视这一著作包含的阶级斗争意蕴;而当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和莱博维奇[104]批判《资本论》没有为阶级斗争留下任何空间时,恰恰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彻底否定了革命逻辑的客观基础,将阶级斗争完全界定为一种纯主体性活动。而当克里弗仅仅依据这种主体性来重构《资本论》时,恰恰把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整个客观基础彻底刨掉了。不过,对自治主义者而言,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所理解的革命本来就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恐怖袭击活动,完全是布朗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在当代意大利的延续,而奈格里本人就是“红色恐怖主义”的鼓吹者。有了这一点,他们的一切理论建构自然就一目了然了。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110页。

[2] Franco Pipern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entimental Educatio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 Paolo Virno,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123.

[3] [意]马塞罗·默斯托主编:《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闫月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6页。

[4] 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ntitheses, 2000, pp.64-65.

[5] Mario Tronti, “Our Operaismo”,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12.

[6] [意]内格里,亨宁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转型——内格里访谈》,肖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2期。(内格里即奈格里,音译不同——引者注)

[7] Paolo Virno, “Notes on General Intellect”, Marxism beyond Marxism, ed.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265.

[8] 1978年,美国学者古尔德出版了她对《大纲》的系统研究著作《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正是基于这一手稿的解读,她建构了一种与历史辩证法相对的、强调偶然性和个人主体能动性的自治哲学,与奈格里的研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参见[美]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9]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10]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

[11]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14]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9页。

[15]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5-196页。

[16]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17]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18]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19]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38页。

[20]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2-9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101页。

[25] Paolo Virno, The Grammar of Multitude, Los Angeles/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p.106.

[26] Paolo Virno, The Grammar of Multitude, Los Angeles/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p.106.

[27] Paolo Virno, The Grammar of Multitude, Los Angeles/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pp.100-101.

[28] [意]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霍炬译,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许纪霖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29]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108. 实际上,哈特、奈格里关于非物质劳动的理解也存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帝国》中,他们把非物质劳动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信息化大生产,二是创造性和象征性劳动,三是情感劳动。到了《大众》中则删掉了第一种,保留了后两种,并主张用生命政治劳动来称谓它们。

[30] [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引文所有改动。

[31]Antonio Negri, “Constituent Republic”,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 Paolo Virno,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219.

[32] 张历君:《普遍智能与生命政治——重读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许纪霖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

[33] 参见拙文:《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哲学效应》,《哲学研究》2014年第3期。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94页。

[36] [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38] 就此而言,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用“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命名这一片断,是非常准确的,它完全克服了“机器论片断”这一称谓的内在缺陷。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95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42] Michael Heinrich, “The ‘Fragment on Machines’: A Marxian Misconception in the Grundrisse and its Overcoming in Capital”, In Marx’s Laboratory :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ed. Riccardo Bellofiore, GuidoStarosta and Peter D. Thomas, Leiden/Boston: Brill, 2013, pp.207-209.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5页。

[47] 一些学者可能会引用《大纲》的如下段话来反驳这一观点。在“资本章”中,马克思说:“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的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4-255页)这段话似乎表明,马克思已经建立了科学的抽象劳动理论,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这里的抽象劳动只是就劳动逐渐丧失特殊技巧而言的,它在本质上仍被界定为一种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物质的活动”,这显然与后来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存在本质差异。只是到了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才真正建立起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1-424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49]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2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6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2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1页。

[53] [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8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26页。

[55] Andrew Ur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London: Charles Knight, 1835, pp.19-20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4-105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60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8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7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104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929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9页。

[65] [意]奈格里:《帝国与大众》(上),黄晓武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2期。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1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3页。

[68]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何吉贤译,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许纪霖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69] 阿根廷学者吉多·斯塔罗斯塔也认为只有回到“机器论片断”,才能为工人阶级斗争提供最终依据,但他的论证逻辑与自治主义完全相反:奈格里是因为《资本论》缺乏主体逻辑,进而主张回到“机器论片断”;而斯塔罗斯塔则是因为《资本论》关于资本辩证法的分析存在重大缺陷,不足以支撑整个阶级斗争理论,进而主张回到这一片断。虽然他们的认知逻辑存在严重对立,但结果殊途同归。(Guido Starosta,”The System of Machinery and Determinations of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inthe Grundrisse and Capital”, In Marx’s Laboratory :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ed. Riccardo Bellofiore, GuidoStarosta and Peter D. Thomas, Leiden/Boston: Brill, 2013, pp.236-237.)

[70]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 ed., Marxism beyond Marx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71] [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81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21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

[7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7页。

[75] [英]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姜兴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5页。

[77]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1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6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9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104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4页。

[88] David W. Lovell, Marx’s Proletariat: the Making of a Myth,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 214-215.

[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5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3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3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6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7-258页。

[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3页。

[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8页。

[9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22页。

[97] 在《大纲》中,马克思从固定资本的发展引出了两条崩溃逻辑:一是“机器论片断”中的“魁奈之谜”;二是在第三篇“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中提出来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在后来的发展中,马克思放弃了第一条逻辑,坚持了第二条逻辑。不过,必须注意一点,《大纲》中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与《资本论》第3卷中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还存在一定差异,因为在《大纲》中,马克思还没有科学解决剩余价值向平均利润的转化问题,没有澄清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异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0页注19)。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

[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0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4页。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102] [美]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11页。

[103]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

[104] [加]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序言第4页。


(原文收录于《“第四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暨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6月,中国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