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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嘉昕:伊里因科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新坐标

伊里因科夫(Evald Vasilevich Ilyenkov),一个中国学者熟悉而陌生的名字,今天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新提起。之所以说熟悉,20世纪80年代开始伊里因科夫就因其“引人注目的”辩证法研究为国内学界所了解,他的成名作《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甚至先后出现了两个中文译本。然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伊里因科夫似乎被忘却了,直到近几年来才又出现在部分西方学者的著述之中。对于国内年轻一代的很多学者来说,伊里因科夫又成了一个陌生的人物。伊里因科夫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的共同关注?他关于辩证法的讨论究竟提供了什么不同的东西?而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什么我们很早就知晓但却迟迟没有展开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许在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将会发现:伊里因科夫是今天辩证法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理论坐标。

东西方学术语境中的伊里因科夫

一般说来,在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很少出现专门针对个人思想的讨论。这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作为反思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要的是由于,苏联包括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因其特殊的社会和理论环境,其个性化的创造性思考更多被涵盖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自我调适之中。对于伊里因科夫来说,情况大致如此。只不过其特殊的理论和生命经历,为后人研究伊里因科夫提供了某种线索。首先,作为一名接受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术训练的理论家,伊里因科夫于1979年“猝然死去”,年仅55岁,加之此前他因“唯心主义倾向”而屡次遭到点名批判,所以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伊里因科夫反对斯大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最佳注脚。此外,作为苏联哲学史上最富创造性的“60一代”的杰出代表,伊里因科夫凭借其《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以及“观念东西”辩证法的研究而蜚声东西方学界。因此,伊里因科夫更是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西方“马克思研究”共同关注的对象。只不过,在理论和历史语境的转换中伊里因科夫的形象显然经历了多重建构。

为更好地说明不同语境中伊里因科夫的形象建构,简单回顾一下这位“引人注目的苏联哲学家”的生平也许是不无必要的。1924年,伊里因科夫出生于斯摩棱斯克,1953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哲学副博士学位后,到苏联科学院哲学和文学研究所工作。伊里因科夫1955年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论科学认识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在此基础上于1960年发表了代表作《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此后笔耕不辍,其中集中体现其理论观点的有为《苏联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观念东西”词条(1962)及以之为基础的《“观念东西”的概念》(1977)和《“观念东西”的辩证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2009年全文出版),还有《马克思和西方世界》(1965)、《辩证逻辑:历史和理论文集》(1977)、《辩证法和世界观》(1979)以及《列宁主义辩证法与实证主义问题》(1980年出版)等。

然而必须看到,虽然伊里因科夫在苏联国内多次遭受批判,但他的理论工作、主要是早期关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的探讨仍然得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普遍赞誉。1979年,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为他发表的长篇讣告中称他为“现时代最有才华、最深刻和形象最鲜明的哲学家之一”,《哲学科学》杂志也称他“集深刻的智慧、渊博的学士和敏锐的时代感于一身”。而在叶夫格拉弗夫所主编的《苏联哲学史》这一体现苏联哲学主流观念的经典著作中,也多次提到了伊里因科夫的著作和成果。简单说来,主要集中在辩证逻辑和科学认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和《哲学笔记》研究、“观念东西”的阐发三个方面。

《苏联哲学史》对于伊里因科夫的评价相对客观,一方面承认他在辩证逻辑、列宁主义和认识论问题上的成绩:但同时也指出其研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内部引发了一定的争论,甚至是非议。这主要集中在“观念东西”中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传统陷入唯心主义,以及他所理解的辩证逻辑是否陷入“抽象的认识论主义”而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意义等。结合后斯大林时代苏联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哲学笔记》理论地位的变化,可以看出:围绕伊里因科夫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内部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上的自反思与调整。但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伊里因科夫却因此具有了另外一番意蕴。

有趣的是,西方学者对于伊里因科夫哲学的专题研究早在1991年前后就出现了,巴克赫斯特在《苏维埃哲学中的意识与革命———从布尔什维克到伊林柯夫》一书中将伊里因科夫看作是苏联最伟大的哲学家,是为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遮蔽了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为伊里因科夫的理论“前件”并参与构成这一学派的还有“辩证法学派”的代表德波林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可以说,巴克赫斯特的目的是在苏联内部发现一种与斯大林主义相对抗的哲学观念。因此,巴克赫斯特对伊里因科夫的著作更多读出的是伊里因科夫在辩证法研究中“回到马克思”的倾向,以及伊里因科夫在《马克思与西方世界》、《论偶像与观念》和“观念东西”研究中对斯大林主义的不满与他的实证主义批判对西方主流学界的借鉴等。

1999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伊里因科夫辩证法思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伊里因科夫被作为典范,用来发现苏联和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传统中的哲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而直接构成伊里因科夫近年来重新被关注的要素之一的,是俄罗斯哲学家马立夫2008年所发表的《从苏维埃哲学的历史中而来———卢卡奇—维果茨基—伊里因科夫》,以及近年来在《历史唯物主义》杂志上所发表的一系列伊里因科夫的介绍文章。如黎凡特对马立夫的介绍和伊里因科夫“观念东西”辩证法的研究等。与巴克赫斯特的研究着重强调对斯大林主义反思和实证主义批判不同,作为伊里因科夫的学生,马立夫建构了另外一条苏联哲学发展的隐形线索,即所谓的“创新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在马立夫看来,其核心概念是“观念东西”的辩证法,贯穿这一线索的是列宁、卢卡奇、维果茨基和伊里因科夫,以及今天仍然存在的伊里因科夫学派。而巴克赫斯特所推重的德波林,则被马立夫看作是上承普列汉诺夫、下启辩证唯物论的中介。而这恰恰是“创新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的竞争对手。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尝试之所以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和接受,与伊里因科夫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中内在涉及的认识论问题直接相关。而这恰恰构成了以往为国内学界所忽视的另外一条理论线索。

2006年,齐泽克首次访华,在同中方学者的交流中曾专门提到了伊里因科夫哲学的重要性。从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件。但是如果回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研究”的理论转型中去,就会发现伊里因科夫的辩证法研究实际上构成了当代激进话语的理论基础之一。伊里因科夫关于《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的研究刚一问世,就不仅在苏联国内备受好评,而且在西欧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69年,伊里因科夫的同名论文就被收入了由施密特主编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文集》。这本短篇文集所讨论的认识论本身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直接相关,并可以被看作这样一个标志:在福利国家制度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资本论》及其手稿开始成为“马克思研究”的焦点话题的理论语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和苏联哲学的“60一代”在“资本逻辑”和辩证法研究上进行的对话和交流。

其中,至关重要且构成了今天激进话语理论支撑的是“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以及“观念东西”中都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实在抽象”或“客观抽象”。正是以该问题为出发点,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当代激进理论家才发展出一种超越传统“观念上层建筑”理解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或者说,伊里因科夫关于辩证法的研究虽然主要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展开的,但其中有关“抽象和具体”的阐释、“观念东西”问题的提出以及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理解都契合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型的需要,并构成了当代激进思潮的重要逻辑“前件”。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和“观念东西”:伊里因科夫的辩证法研究

由此可见,伊里因科夫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一方面固然是因其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在苏联国内引发的思想争论:另一方面客观来说也得益于西方学界从不同角度出发所做的介绍和研究。概而言之,伊里因科夫在西方学界的理论形象建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反斯大林主义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异见者”;二是认识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对于西方主流实证主义的反思;三是作为“创新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在“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的走向当代激进哲学的逻辑构架。结合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对伊里因科夫的评价,可以认为:伊里因科夫的主要哲学贡献首先在于对“《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再就是在“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同一”中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种特殊对象“观念东西”;进而以之为基础,在对实证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反思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唯物辩证法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在伊里因科夫那里,“抽象和具体”、“观念东西”、“辩证法和世界观”到底具有怎样的理论含义呢?

结合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调整和推进,可以把伊里因科夫辩证法研究的理论背景和问题语境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有关列宁哲学、特别是作为“列宁哲学思想实验室”的《哲学笔记》研究的热潮。众所周知,《哲学笔记》研究本身同时不仅直接依赖于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研究,而且涉及对黑格尔“聪明的唯心主义”的重新理解。也就是说,这一学术潮流的出现本身作为苏联国内对于斯大林主义哲学体系最初反思的结果,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动因和要素。二是与《哲学笔记》中的相关命题相关,同时借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发表和研究而出现的有关《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抽象和具体、历史和逻辑、本质和现象等范畴关系问题。三是在上述过程中,既受斯大林主义体系反思影响又得益于《资本论》研究而出现的有关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重新理解,以及“青年马克思”研究所催生的德国古典哲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关系的探讨。四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成果。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就伊里因科夫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而言,不仅参与并推进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发展,而且受到了苏联早期认识论研究、特别是维果茨基的直接影响。最后是对西方主流的实证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但颇为吊诡的是,对于抽象和具体的实证观念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又同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自我反思纠缠在一起。这可能是伊里因科夫人生悲剧的理论根源所在。

尽管存在后人的多重解读,但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是一部正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也就是说,在辩证法的理解上伊里因科夫坚持了唯物主义、矛盾对抗、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只不过在当时苏联哲学界推进列宁《哲学笔记》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大背景下,上述基本原则获得了新的理论奠基,即“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伊里因科夫该书共分五章,从对具体的辩证理解出发,提出科学的抽象概念,进而说明马克思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上对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并对与抽象和具体相关的一对范畴逻辑和历史加以分析,从而提出对《资本论》中辩证逻辑的科学理解。结合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状况以及该书的理论效应,其中最具创新意义的是具体和抽象的辩证法所包含的科学认识论创新,以及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关联两个方面。

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伊里因科夫主要是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证主义批判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出发论证了从抽象到具体是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同一的观点。就具体这一范畴的理解而言,伊里因科夫特别强调其“总体性”的、即“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反“直观映象”的含义。相应地,与日常所理解的“感性直观”意义上的具体和抽象不同,抽象本身的目的在于“再现思维中的具体”,也就是说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理解科学的抽象范畴,即从包含“未来的角度”在内的“具体总体”的规定性出发,“把生动的直观材料和表象加工为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令人强烈地联想起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的“理论实践”的概念。同伊里因科夫相类似,阿尔都塞也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将马克思的具体理解为思维具体,从抽象上升具体也就是在思维中以科学的过程把握现实具体的“理论实践”。正如朗西埃对阿尔都塞“停留于认识论”来理解的从抽象到具体而不满一样,伊里因科夫对具体的辩证理解中也潜在包含着对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挑战。这就是有关“观念”和“概念”中所涉及的“现实抽象”的含义。

用伊里因科夫的话说,“观念作为客观现实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形式和层次,也是一种抽象,参与这种抽象的形成过程有许多因素,这首先是人们的直接的实际的利益、需要和在观念上反映这种需求的目的。概念,即表现对象客观实质的理论抽象同实践的联系。在概念中,对象不是从个人狭隘实用的目的、需要的角度,而是从人类在全世界历史范围内和发展中的实践活动的角度来把握的”。可以说,这里已经涉及伊里因科夫后来所提出的“观念东西”的含义,即在从把握抽象到具体的科学认识过程中,观念本身已经是一种“现实中发生的抽象”,并不仅仅是个人直观意义上的思维映象,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认识构架。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和与之伴生的“超感性的神话”的扬弃,必须在无产阶级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实践”来完成。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并借助于马克思“价值形式”概念的分析,伊里因科夫提供了关于黑格尔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内在关联的理论创见,这一观点即便放在今天也完全没有过时。

与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进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加以运用和验证的观点不同,伊里因科夫在分析黑格尔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唯心主义辩证法使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家的思维的形而上学性质成为完全有理由的东西,而且这是因为它否定了政治经济学对象本身的真正的辩证性质,并把这种对象说成是抽象的理性规定同对象的性质完全一致的领域。换句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最终产生的结果,同在斯密、李嘉图和萨伊那里作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性质的后果而出现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真正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并不能仅仅在“主谓颠倒”或“头足倒立”的意义上进行,而必须深入到唯心主义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内部,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论过程中发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形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里因科夫所提出的“观念东西”范畴和“观念东西的辩证法”具有了特殊的理论价值。如前所述,《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中已经专门提到“观念”本身也是一种抽象,在主题为“观念东西”的系列论文中,伊里因科夫坚持并发展了这样的观点,即“观念东西———客观实在的主观映象,即外部世界在人的活动形式中,在人的意识形式和意志形式中的反应。观念东西不是个人的心理事实,更不是生理事实,而是社会历史事实,精神生产的产物和形式”。“观念东西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人只有当他按照他自己、他自己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形式能动地把自己的现实生活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时候,他才作为人,作为对周围世界和自身进行活动的主体而存在。而这种劳动,这种按照社会发展起来的社会确定了的形式改造周围世界和自身的现实行为,正好就是这样一种完全不依赖于思维而开始和继续的过程,在这种过程内部,产生着和作用着作为它的变形的观念东西,发生着现实界、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观念化,产生着作为外部世界的观念映象的外在躯体的符号语言”。套用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所尤为推崇的一个概念来说,这就是“现实抽象”的形式秘密。而对于黑格尔、古典政治学家和马克思来说,所共同面对的一个对象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价值形式”。

显然,伊里因科夫主要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讨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问题的,也就是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双重超越,但这种辩证法本身同时又具有唯物主义的基础,即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这种唯物主义从根本上异质于费尔巴哈从感性对象出发的一般唯物主义,而这恰恰也是对列宁“聪明的唯物主义和愚蠢的唯物主义”的最佳注解。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巴克赫斯特为代表的某些西方学者看来,这反映了某种人道主义的理论诉求;相应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伊里因科夫的唯心主义倾向的指责。而伊里因科夫关于“辩证法和世界观”的讨论成为这种指责最为激烈的靶子。

因为在他们看来,伊里因科夫竟然这样认为,“辩证法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它并不是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而是同其他科学享有同等权力的一门科学,它也有自己严格限定的研究对象。这种辩证法即是关于外部世界在人类思维中的反映过程的科学。这是一门关于现实变思维的规律和思维变现实的规律的科学。因此,理论和实践才能结合为一个过程,该过程受一些共同的规律———大写的逻辑、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规律所支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思想史背景的转换,笔者无法对伊里因科夫的上述观点做出简单的判定,而只是提醒读者注意:一方面是在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中,伊里因科夫具有着怎样的理论勇气和创新观点;另一方面也颇为有趣的是,在今天西方伊里因科夫的拥趸中又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一问题,其中的缘由又是什么?

伊里因科夫为什么值得我们重新关注?

综上所述,伊里因科夫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反思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主义阶段问题以及推动列宁《哲学笔记》、《资本论》中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辩证法专家。伊里因科夫的主要哲学观点是在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下,根据《哲学笔记》中“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观点,深入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而得出的,其主要要点包括对具体和抽象的辩证理解、对“观念东西”的创造性阐释以及对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关系的说明等。由于伊里因科夫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理论思想语境,这位“引人注目”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获得了不同的形象建构。这种复杂性为我们理解伊里因科夫的辩证法研究及其理论效应,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照,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逻辑困扰。无论如何,回到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尤其是辩证法问题的探讨中来,我们不难发现伊里因科夫的研究不啻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坐标。

首先,就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具体焦点问题、如《资本论》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而言,伊里因科夫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创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推进的内在结果,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变革已经成为今天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过程中,伊里因科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关于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科学认识论方法的说明,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关系的研究,都将对于这一研究的深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具体来说,其中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有三:一是对抽象和具体的东西的辩证的与形而上学的理解的差异。毕竟在长期以来的《资本论》研究过程中,部分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科视域分野的限制和西方研究的影响,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有待澄清的地方,而伊里因科夫的观念无疑是最为集中讨论该问题的成果之一。二是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问题的理解。根据传统研究的一般共识,马克思通过“主谓颠倒”或是“头足倒立”的方式实现了对黑格尔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然而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思和推进,在此过程中,伊里因科夫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是在上述两个过程中涉及的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关系,或者说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联问题,作为一个已经被提出、但仍待解决的问题,势必将随着伊里因科夫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辩证法研究的介绍而获得进一步的说明。

更进一步,正是由于伊里因科夫自身特殊的政治和理论身份,以及由这种身份所带来的形象建构的复杂性和中国学界从关注到沉默再到以不同方式重新遭遇的过程,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我反思、发展、深化的历史进程,以及进一步推进所面对的外部理论环境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根据国内学界所达成的普遍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重大进展,主要是在对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模式的反思、与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国外学术资源的对话和竞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的不断深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但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为进一步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同时需要对上述要素的方法论自省。在此过程中,以伊里因科夫研究为例,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对传统苏联包括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确评价问题。通过伊里因科夫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是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铁板一块”。尽管说除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外,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总体上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但是在这一框架内部,特别是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争论和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加之斯大林主义教科书体系本身也具有的历史合法性,我们特别要警惕那种将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加以外在抛弃的错误做法,且必须更加关注像伊里因科夫的辩证法研究这样在传统体系框架内部尝试进行推进的理论尝试。

其二是对西方的马克思研究成果的系统研究和科学分析。部分地受西方学者的片面影响,我们过去在对待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马克思研究成果时,过多关注了以英美学界中介过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成果,同时在西方“马克思学”问题上又或多或少产生了重西方学术成果、轻苏东学术成果的偏向。以伊里因科夫思想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为例,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著作研究的重心实际上仍然是在苏联和东欧,而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话语更多地因其特殊的社会政治语境和与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对接而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时还应看到:一方面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语境中的“马克思研究”并非截然分割,两者之间存在富有成效的对话和竞争;另一方面当代西方激进思潮中的很多问题、概念和理论资源本身也来源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更应具有同当代西方学者展开平等对话的理论自信。


(本文原载《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0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