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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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传统

  芝加哥曾经的传统是社会,特别是城市问题的经验研究。市场的发展曾经为应用性的社会调查创造了条件,大量的政府基金和市场需要,是加强芝加哥量化研究的力量。定量研究的基础就形成了。与此同时,帕森斯及其在哈佛的同事提出了基础理论,他本人在美国社会学联合会长期的支配性地位,使他成为知识帝国的理想来源。有大量的学生加入到“一般行动理论”的研究计划中。然而帕森斯理论和芝加哥出现的经验研究传统是什么关系?他本人曾经和一个在芝加哥做量化研究的同行讨论过这一问题,但是没有结果。

  随后,一些社会学发展的迹象出现:东部VS中西部,激进的vs建设性的,能动性的VS科学性的。对于这些流派,各种社会学期刊和群体都不够开放。虽然各种社会学期刊的主要编辑人员均有芝加哥教育的背景,可是曾经一度,支配性的社会学重镇在哈佛和哥伦比亚,而不是在芝加哥。但应当承认,芝加哥的传统为社会学的新领域提供了最初、最基本的学术工具。Abbott认为,芝加哥社会学成为学派,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问题,这种反思必须联系到社会学面临的困境。他指出,社会学对学生的吸引力,相对于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在下降,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系关闭,近期耶鲁大学关闭社会学的呼声都预示着我们需要看到它面对的困境。在Abbott看来,社会学目前的困境是,它越来越技术化,相信统计模型和计算,不能宽容不同的研究方法;社会学越来越成为政府的政策咨询资源,这是一种类似经济学的角色;社会学内的相互联系在下降,它变得越来越零散分割。在美国社会学联合会的年会上,不同学者能够共享的知识类型、操作方法和关注问题很少。社会学号称开放接受各种差异的存在,但是学者们不愿接受新的观念,“我们太忙于科学化,而丢掉了感觉,失去了兴奋”。总之,社会学已经过于形式化了——经验的、理论的、历史的,我们不再有足够的兴奋面对风险,不再在一些没有定性的概念中游历,不再去侵入他人的地盘。我们已经放弃了书写真实世界,藏在那些由调查变量形式化的世界、历史势力和理论抽象后面。

  这说明,社会学失去了洞见,现在需要更新它。所以要总结芝加哥学派的历史和现实。

  芝加哥社会学通常被看成一个经验研究的重地,它有什么理论位置吗?Abbott说,如果人们不能理解特别的社会行动者,及其在特别的时间和地点做出的安排,就不能理解芝加哥学派的思想。简单地说,芝加哥学派留下的思想是,如果社会事实从它的社会情景(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中抽象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社会事实是地方性的,关联到它的背景和过程。如果仅仅基于变量的思考,那么单个变量和其他变量的互动很少引起有意义的情景问题,但是当独立变量被看成是其他变量的联系后果时,就可能发现它的联系效应。这是芝加哥社会学的贡献,也是芝加哥社会学长期以来一直致力的工作。

  过去,有不少社会学者认为,网络效应的概念(the concept of net effeet)对社会科学是无意义的。许多社会学没有把社会事实或关系看成是中心性的,“时间”在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但仅仅是时钟在行走,人和活动没有被放置其中,变量也没有被放置其中。“空间”的问题更严重,许多社会学文献假设不相关的个体和行动者,个人、企业或社会单位都是不相关的。这样的研究将个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而不是将他们的联系作为分析单位,它假设行动者没有处在社会关联中。

  但是,通过芝加哥社会学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了人们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对芝加哥社会学而言,社会事实是一种地方性存在,它有特别的时间和地点,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学中是一个陌生的观念。而芝加哥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这样的发现,中间有断却,原因是我们忘记了曾经读过的东西,现在,需要重读芝加哥曾经做过的概念化工作。

  现在的芝加哥传统,已经超越了早先的芝加哥传统的限制。在新的工作中,芝加哥社会学区分了社会情景的层次类别,而开始关注动态的过程。在这方面,芝加哥用的基础性概念是“自然历史”。自然历史是动态现实,允许不可预料的活动发生。它可能是分裂的,或者被环境事实所型构,但可以一般地被看作一个整体。最明显的例子是Edwards(1927)对革命的分析,在他的眼中,革命具有内部的逻辑。它可能分裂和重组,也可能失败,但总体的逻辑是通用的。

  社会情景的观念使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一个单一的过程,而必须关注相互关联的过程和整个网络。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定义,可以超越它们的社会情景独立存在,相反,这些社会情景倒是可以“独立存在”。Abbott总结说,这一观念可以称做情境性(contextuality),它是芝加哥学派的中心,也可以认为,芝加哥的研究焦点是“过程”,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持续,芝加哥产生了“能动社会学”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