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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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强箍农业合作化

坐落于陕北黄土高原的骥村(化名)是当下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西北村庄,它所在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它所在的镇共有19个村,当年的乡级扶贫对象有四个村,骥村是其中一个。



  这个普通的村庄历史上却曾有过令人瞩目的辉煌,让它名声在外的有两件事:一是出了以“光裕堂”为首的有72户之多的马氏地主集团,使之成为名门望族聚居之地;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当年转战陕北时,曾在此驻扎数月,从而有了“老革命根据地”之称。



  如今,当年的声名远播和重要地位都已烟消云散,这个归于平静和平凡的村落如同千百个普通村庄一样,默默地在厚重而绵延的黄土梁峁中过着自己的日月。



  都是受苦人



  在骥村,农民称自己为“受苦人”。回忆起过往的生活,似乎每一个被访问者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苦痛。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困窘和不适体现为贫穷之苦、劳作之苦、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之苦、性别区分甚至身体残疾之苦。饥饿是贫苦最突出的表征,在骥村人的讲述中,这类痛苦的记忆,从能够记忆的年代起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



  人们的“苦”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或来自生存环境的恶劣,或因为家境不好,“先人没挣下”,后人只能在地里“受苦”;或者由于身体残疾,连个“婆姨”(媳妇)也娶不上,成了“凄惶人”;妇女们所讲述的“苦”似乎更无从归因,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是妻子、是母亲,她们就注定要受生育之苦、劳作之苦和地位低下带来的种种苦难。因而,她们的苦似乎是与生俱来、命中注定的。



  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的几年时间中,骥村是一个相对平静、似乎无事可陈的社区。这种平静大约持续到下一个运动——“农业合作化”到来之前。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从“变工组”“变工队”开始的,“三户一个组,两户一个组,个人找对象”。入社的方式是农民将各家的牛、驴、羊等牲畜,犁、耩子等大农具和籽种进行“股份定价”,作为投资交给集体,此外就是劳动力投入了。其实,“变工”作为乡村互助的形式早已存在,其实质是劳动力、畜力、生产工具的交换与共同使用。然而据一位土改时入党、最早响应号召带头开始搞合作化的老干部回忆,即便如此,“那阵思想都接受不了”,需要干部和积极分子“慢慢劝导”。



  如果说初期的合作化以说服教育农民为主,而且还有传统的“变工”互助作为基础,因而是一个相对自然和顺利的过程,那么,后来的“小社”(初级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就带有更多的强制性了。按照一位老党员、“变工队积极分子”的话说,“思想上一气给他控箍着了,一气给他传达呢,不能叫他退股……初起入的时候自由着了,入后就不自由了,不能退了嘛。”到了1956年,“那就你非入不行,箍定(限定)了,不入不行,上边就是这么个政策。”最后的结果是“入了社,家里甚也没了。没入社单干时还有点余粮,以后一年不如一年,分的赶不上吃了,到1958年那阵,就底垫完了”。



  农业社,从根本上改变了骥村人延续数十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把属于家户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牲畜、农具和种籽集中起来,作为共同财产;由一家一户的劳动和临时性变工互助变为集体劳动;由自给自足地获取土地收成变为通过记工分实现集体的按劳分配。对许多农户来说,干了多少年、盼了多少代才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捂热就归公了。而这一切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正如村民回忆的:“国家一个号召下来,你能咋了?你一个人能抗硬(强硬)了?我说是我不愿意,那能了?……上边来工作组,上边指示,主席指示下来的,你能说你不愿意了?……集体化的时候捣(敲)起锣嘛,早上该几点下地,这个锣一捣,就传开了,噢,地里受苦人就起身了,就赶紧走,到时间了,怕迟了,人家去得早的,头你到地里人家都动弹(劳动)上了,你还这儿走呢,就给你扣分了。那国家的办法可多了。”



  女人家苦太重了



  在中国革命中,妇女问题总是与阶级问题相提并论的,妇女解放一直被认为是终结阶级压迫、进而是解放全人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因而,农村的集体化过程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就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和意义。另一方面,性别分工、社会地位等造成的记忆和讲述的方式、特点存在着性别差异,虽然他们都身经苦难,都以“受苦人”自称,但是,男人女人对苦难的感受和表达却有所不同。骥村妇女被问及关于政治动员、土地转移和家庭财产计价等重大问题时,常常很难像男性村民那样给予明确的讲述,她们的回答大多是“不晓得”“不记了”“那你得问老汉去”;就重大历史变迁和公共事务向女性亲历者发问时,我们仿佛面对着历史迷雾后面无法看穿的暗夜。



  然而,骥村女性对于农村集体化的经历、感受和记忆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的:“婆姨(已婚女性)、女子(未婚女性)都下地”——集体化对女性而言,最大的转变是她们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私人领域进入村社集体的过程。实际上,女性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表述,只有当这些经历与她们有切身的关联时才会浮现出来。具体而言,这段历史是通过她们的身体、情感,即对病痛的记忆、对养育孩子的记忆和对食物(亦即饥饿)的记忆而得以再现的。



  从以户内活动为主的家庭劳动转变为户外集体劳动,对女性而言,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的转换,事实上也是劳动量的增加。集体化以后,妇女除与男子一样必须按时出工劳动外,传统性别分工的角色并未改变或由他人分担:做饭、洗衣、照顾孩子、纺线织布、缝制衣服和鞋子等工作依然全部由女性承担。在农业生产劳动中,虽然从初级社开始直到人民公社解散,作为分配依据的工分始终是女性低于男性(入社之初,妇女最高是5分,人民公社时期最高为8分;男子最高一直是10分),可妇女在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上并没有受到照顾。一位女性村民回忆:“女人家出去修梯田啊,打坝啊,顶男的,不顶男的也可以着了……那也受罪了,可熬(累)了……(我)二十几上就有了病了,(问:什么病?)那就说不来。心脏病,心脏不舒服,一满(完全)不能沾响动,一沾响动,我就解不下了,就难活(受)了,心就跳得呀,就难活了。” 虽然不同的被访者关于身体的疲劳和病痛有不尽相同的记忆,但谈及病痛原因时,她们比较一致地归结为“苦太重了”。



  婆姨们每日参加集体劳动所遭遇的另一种苦难,是作为母亲无法正常地喂养和照料年幼的孩子。一位母亲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泪水涟涟:“我们那大女子那阵还和老人一搭里,老人还给照了。头二女子就不给你照了,你早起走了,放到这炕上,头黑地回来还在这炕上放着呢,你回来,那娃娃就一满哭成个屎卟崂(指孩子大小便滚一身),急得我哭鼻打水介。”母亲对于孩子的牵挂心痛不亚于身体病痛带来的痛苦。



  骥村女性关于食物的记忆实际上是饥饿与食物匮乏的记忆,挨饿的经历当然不限于女性,所有经历了食物短缺时期的村民都会清楚而生动地表达饥饿的感受。而妇女由于其传统性别分工所规定的为全家准备食物的角色,对于食物的感受更为深切:“头后排(后来)啊,就一满(全部)集体化,家里别安锅,别安粉盆(面盆),大灶上人家做了、咱们打了嘛。拿这么个罐罐,一个人一马勺,拿罐罐提去,有瓜,穇穇,黑豆拉成穇穇,高粱、山芋拉成穇穇,那还吃惯了,觉得好吃,饿着了嘛。”



  紧了,饿了



  饥饿的感受和对此感受的回忆也通常并不限于女性自身,而是以家庭为叙述单位的。饥饿是构成“受苦人”经历的主要部分,因而也是苦难讲述的最重要内容。骥村人关于饥饿的记忆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整个历史。老人们能够清楚记得的饥荒之年是1947年到1948年春天,因为当年“跌下年成”(指灾年),加上胡宗南的部队进攻陕北,兵荒马乱,村民无心好好耕种,导致冬春季节的饥荒。土改之后的几年属平常年景,人们较少谈及。而从1956年合作化运动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饥饿的记忆几乎伴随始终。“成立大合营了(合作化),这婆姨们都去(地里)着。小变工组的时候,婆姨女子不去,去得少,那阵不强箍嘛。成立大合营了你非去,不去了不给你吃,不给你喝,不给你分粮,甚也没你的,打下的东西,受苦来的东西,就没你的。那阵可受了,一满饿得昏起(头晕)。”



  从村民的讲述中还可以发现,虽然饥饿是持续存在的状态,人们在很长时间中都吃不饱,但饥饿的程度还是有阶段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政治和政策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旧前死规定三分自留地,任何人不能多留,咋刘邓路线那个时间,下放土地就能多留点……那阵连掏荒地带留地那就可以了,就打(粮)得不饿了。可后排又饿了,后排又紧了,后排就这社教啊,下放土地,贪污浪费,咋整顿了。社教来的这工作人员各生产队都住着了,咋把这(地)又收回去了。来些工作组,收回去了。到‘文革’时又饿来了。”



  从这些亲历集体化过程的女性的讲述中,我们今天依然能够体味到苦难的沉重。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并非名实相符,它与传统的合作互助方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集体化、集中化而非真正的合作化。因为合作互惠的前提或基本条件是自愿和自主,而“农村合作化运动”所达成的农村合作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却是强制的结果,是被剥夺了退出权的原子化农民所组成的集体。不准退出当然不是真正的合作化,甚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化,而只是“控箍”造成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化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顶峰,而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达至最大。



  农业集体化过程奠定了日后进一步集中化的农村组织——人民公社的基础,换言之,人民公社这一经济、政治、文化的极权组织是在“合作化”道路上的延续。虽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骥村人与中国农民一样又经历了多次运动,但“农业社”的名称却一直保留下来,而且一直沿用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村民们把这一改革过程称为“烂农业社”,如一位村民感慨的:“唉呀,一下解放(改革开放)了,一下单干了,把人可都畅快美了。”然而,时至今日,村民们依然称自己为“社员”。



  郭于华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 《中国改革》2011年第6期 | 来源日期:2011年06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