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学革命到女性政治—西方学界关于克里斯蒂娃思想研究现状综述
作者: 周可可、刘怀玉      2007-09-19   阅读人次: 8680


一、克里斯蒂娃其人、其书及其影响概况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是继罗兰•巴特(1915~1980)之后仍然活跃在当今思想舞台上的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之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法国符号学运动的领军人物、文学评论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她的研究涉及了语言学、符号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等诸多领域,并提出了“解析符号学”(semiotics)、“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符号话语”(semiotic discourse)等许多原创性术语。克里斯蒂娃借鉴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巴赫金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通过结构主义特别是巴特与拉康之方法论桥梁,形成自己独特的诗学-符号学的哲学本体论,突出了“语言学转向”中的人文精神维度,改变了结构主义令人绝望的、无主体的、无历史的凝固与沉闷氛围,也避免了后结构主义兴起以来知识界所笼罩的相对主义的涣散焦虑症及其中所充斥的政治立场失语状与历史方向迷惘感,提出了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政治伦理议程。
克里斯蒂娃原籍保加利亚,学生时代即移居法国。她早期致力于语言学、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研究,并在“原样”学派(Tel quel)的影响下,遭遇了弗洛伊德和拉康。1969年和1970年出版的《符号学—解析符号学》、《语言—未知物:语言学的尝试》、《小说文本》使她在法国学术界脱颖而出。1974年克里斯蒂娃的博士论文《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她的符号学研究的高潮,同时亦标志着克里斯蒂娃的研究重点即将从符号学转向女性问题。1974年春天克里斯蒂娃随“原样”学派来到中国,这次中国之行使克里斯蒂娃开始重视对个人内在经验问题,随后她的怀孕和分娩更加促使她关注母性问题和身体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1975年出版了《中国女性》一书标志着她开始走向女性主义批评和精神分析领域,开始着重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自此伊始,她从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探讨了女性、欲望、爱情以及边缘、颠覆等问题,分析了西方文明社会中人类表现出的忧郁、焦虑和恐惧症状以及医治心灵疾病的途径,并在随后的十余年写作了大量关于潜意识、性爱和女性主义为主体的作品。《圣母悼歌》(1977)、《真实与现实》(1979)、《女性的时间》是这一阶段思想发展的代表作。
大体上可以说,克里斯蒂娃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登上学术思想舞台迄今为止,走过了一条从“诗学革命”到“女性政治”的思想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克里斯蒂娃先是精心创制了独特的诗学-符号学本体论,而既佐别于一般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又迥异于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在此基础上,作为来自东欧的移民-边缘人-女性言说主体,克里斯蒂娃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反抗西方白人历史中心论、男性中心论与逻格斯主义中心论的女性主义政治实践策略。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克里斯蒂娃的几乎所有著述都被译为英文,其中大部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与有影响的英译版著作是由托莉•莫娃(Toril Moi)编辑的《克里斯蒂娃读本》(A Kristeva Reader, 1986)和凯莉•奥利弗(Kelly Oliver)编辑的《克里斯蒂娃文集》(The Portable Kristeva,1997)。这两部译著收集了克里斯蒂娃本人所写的重要论文。伴随这种译介传播过程,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女性主义理论、精神分析等理论日益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不断涌现出大量关于她的学术理论的研究文章与专著。其中重要的论著包括了:托里•莫娃(Toril Moi)的,《性/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1986),约翰•里奇(John Lechte)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90),A.E.本雅明(A.E.Benjamin)和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合编的《卑贱、忧郁和爱情: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著作》(Abjection, Melancholia and Love: The Works of Julia Kristeca, 1990),大卫•多恩菲尔德(David. R. Crownfield)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身体/文本—宗教、女性和精神分析》(Body/Text in Julia Kristeva – Religion, Women, and Psychoanalysis, 1992),凯莉•奥里弗所著的《阅读克里斯蒂娃》(Reading Kristeva: Unraveling the Double–Bind, 1993)和她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伦理、政治与差异》(Ethics, Politics, and Difference in Julia Kristeva’s Writing, 1993),还有诺勒•麦克菲(Noelle MacAfee)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2004)等著作。这充分显示了克里斯蒂娃在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鉴于克里斯蒂娃的思想非常深奥难懂,鉴于她在当代西方的广泛影响,本文首先对西方学界的克里斯蒂娃研究现状作一介绍,这是推动我国学界真正理解进入克里斯蒂娃思想的第一步或基础工作。
限于篇幅,本文拟就当代西方学者对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女性主义思想两个方面的研究现状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二、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研究评价综述
(—) 关于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理论的独特渊源
1.认为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理论来自于俄国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
托里•莫娃(Toril Moi, 1986a)指出,克里斯蒂娃早期研究的知识背景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她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了解来自于在东欧时期的学习:克里斯蒂娃与同胞茨维坦•托洛多夫(Tzvetan Torodov)一起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巴赫金的理论介绍到欧洲。这一时期的学习还令她拥有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托里•莫娃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双重知识背景,使克里斯蒂娃不仅能够很快地接受结构主义,而且能够以自己独特的计划运用和改造结构主义。
菲利普 E. 列维斯(Philip E. Lewis, 1974 Revolutionary Semiotics, Diacritics, 4, no.3, Fall(1974))在评价克里斯蒂娃早期研究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对她的理论研究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他特别强调了克里斯蒂娃对黑格尔否定性概念的理解与运用:克里斯蒂娃认为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防止了理论的固定化,否定性中涌动着运动发展的推进力,是一切自我运动的内在源泉。在否定性运动过程中,符号学不断思考自身,使自己成为一个永远在自我修正的、开放性的过程,成为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判的科学。列维斯认为,这种对黑格尔否定性概念的挪用毫无疑问在克里斯蒂娃的研究中起到颠覆性作用,与此同时,这种挪用也并非是彻底的黑格尔主义的,克里斯蒂娃与黑格尔的关系“极其复杂,但绝非是顺从”。
2. 认为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来自于欧洲哲学史上反笛卡尔主义的实体主义的过程主体论传统。
诺勒•麦克菲(Noelle MacAfee, 2004)认为,克里斯蒂娃的哲学是欧洲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她承继了黑格尔、尼采以来及法国一系列哲学家的脚步,利用后结构主义工具,对关于主体性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释。
克里斯蒂娃用“主体性”一词替代平时我们所说的“自我”。“自我”常用来表示我们每个人均是能够全然察觉他/她的固有本能与言谈举止的存在,一个完全能够在世界上自作主张的存在,一个可以凭借他/她的理智与聪明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存在。但在克里斯蒂娃那里,“主体性”一词则表达另外一种意思。这就是:它首先表示人是从属于他们的文化、历史、处境、关系和语言等一切现象的附庸,这些现象深刻地影响着人的形成。因此人最好被理解为“主体”而不是“自我”。第二,主体并非能够完全明白造就他们的各种现象。这里甚至有他们的存在所无法逾越的方面,一个无法言喻的向度,即潜意识。潜意识是一个欲望的、紧张的、能量的和压抑的世界,一个无法呈现于意识中的世界。最后,主体性一词最好解释为人们与语言的一种关系,我们与其把语言视为自我手中的一件工具,而毋宁说我们所使用的主体性一词反倒可以理解为由语言造就的产儿。
麦克菲指出:克里斯蒂娃发展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传统,即“过程哲学”,它根本区别于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的绝对同一与凝固化的实体论形而上学。其来源可上溯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兼容并蓄了现代英国哲学家阿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的过程实在论,但它也与尼采、海德格尔和德勒兹等现代生存哲学具有高度互文性。他们共同反对实体本体论的中心地位,更加强调实践而非物质存在。而在克氏的目光凝视下,生命生活就是变动不居的状态。她的著作向我们显示出所谓的“主体性”其实从来就是永远没完没了的动态过程,一个纤毫毕现、细致如微、平淡无奇的伸展过程。克里斯蒂娃的“过程的主体”概念深深得益于法语中“过程”一语双关的便利(既指过程[in-process],又指审理[on-trial]),这种过程主体确实有点像孔子所云“吾日三省吾身”之“省身修行”功夫。
过程的主体另一个意思就是主体性发生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之中。我们与其把自我视为纹丝不动、浑然天成的模特,不如把它理解为一个始终处于流动不居、杂然并存状态的混合体。生命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结构,而且是一个向其周围世界、向其他结构的开放的结构。作为言说主体的我们总是在过程中活动,我们的主体性并非那个拉康式镜子面前的永远定格的形象,人不应该接受“一语定终身”的命运。

3. 认为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来自于拉康的结构主义化精神分析学,而又超越了他的精神分析学。
麦克菲进一步指出,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中的精神分析学成分来自于拉康,她继承并发展了拉康的学说,将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学结合在起来,通过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观点进行改造和扩展运用精神分析学。拉康区分了镜像界、象征界和现实界,其中镜像阶段是一个不可知的、已经失落的领域。而克里斯蒂娃认为镜像界能够被认知,并且应该根据它在符号模型中留下的痕迹得到关注。这个镜象领域始终在我们的更为诗性的和唤起记忆的意义世界中发挥作用。换言之,拉康意义上的象征界中的“父亲的法则”,虽然是我们形成意义世界过程中的统治秩序力量,但从来没有战胜过克里斯蒂娃所谓的符号学的,即更加流动化、更富有娱乐性的和灵巧性的意指实践过程。意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现成事实,它被一种更加本初原始的驱动力所牵引萦绕。这也意味着作为言说主体,我们总是在过程中来显身手的。我们的主体性从来不会被一劳永逸地铸就的。意义的产生就是一个借助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链接而生成的意义的过程。人是在没有出现世界分裂之前就已经理解到了世界的。只是后来人忘记了它的统一。于是哲学和诗学的任务就是回忆、回归、重复生命的整体原初状态。哲学就是一个不断地同分工与异化、同形而上学的知识造成的世界单面化存在、同语言把世界凝固物化,也就是同生命自己被放逐被遗忘的状态作斗争的过程。哲学就是回到与世界与生命交融的最初的状态。镜象界永远不可消失!

(二)对克里斯蒂娃解析符号学理论的评述
1. 认为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是坚持语言的异质性动态性意义生成性,而瓦解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的内在封闭的狭隘与局限性。
托里•莫娃在《解析符号学:一种批判的科学/科学的批判》(The Kristeva Reader, 1986 )一文的提要中指出,克里斯蒂娃这篇文章中批判了某种结构主义的僵化、科学的矫饰,以及传统人类主义的主体性范畴和经验主义范畴。克里斯蒂娃独特的知识背景,使她从开始就对结构主义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作为一个在巴黎的外国人,作为一个处在极端男权环境下的女人,克里斯蒂娃的处境帮助塑造和边缘化了她的焦虑的解析符号学计划。
托里•莫娃进一步分析克里斯蒂娃解析符号学理论最重要的一本著作《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在这本书中,她区分了传统符号学(semiology)和解析符号学(semiotics)的差异。批评传统结构主义过分关注静态语言(“thetic”),并将其视作同质结构。而解析符号学将语言作为言说主体发声的过程,抓住了语言的异质性,解析符号学将语言看作一个“意指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系统,符号系统是一个既受本能冲动统领的发音生产的产物,又是社会空间约束的产物。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号学一方面坚持语言的异质性,一方面作为元语言又不得不把其言说对象同质化。面对这样一个悖论,符号学从静态上或结构上看似乎无法实施其异质化的要求。然而克里斯蒂娃认为,这一矛盾性并不必然令符号学终结,反而为符号学的发展带来无限的创造活力。
2.认为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的革命性贡献是把古典哲学的主体性与解构主义的语言学转向合二为一,形成了语言学视野中的过程主体哲学本体论。
凯丽••奥利弗和诺勒•麦克菲都注意到,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主要关注的言说主体(speaking beings),凯丽••奥利弗指出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中的符号系统是一个动态的意指实践过程,言说主体存在在意指过程中,克里斯蒂娃将主体性与语言学这两个巨大的研究领域合二为一,强调了“任何语言的理论都是一种主体理论”。克里斯蒂娃的基本观点是把语言理解为主体,把主体理解为语言过程的一个结果。语言无法与我们对它的使用脱钩。总之,人不是自我的意识的自我,而是潜意识的主体,不是使用语言的自我,而是被语言造成的主体。诺勒•麦克菲将克里斯蒂娃的语言学理论与同时期的其他理论进行比较,指出克里斯蒂娃对这些理论进行了严厉地批判。与传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不同,克里斯蒂娃所主张的语言并不是一个静态孤立的符号系统,而是辩证的意指过程的一部分,本能冲动和能量通过语言的运用表达和释放出来。克里斯蒂娃区分了意指过程的两种形式:符号与象征,她抛弃了西方的二元对立思想,展现出符号与象征两者如何彼此缠绕。言说主体不是一个固定的主体,而是一个过程中的主体。诺勒发现“过程中的主体”概念最早出现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在其后二十年中,克里斯蒂娃经过对精神分析和实践的深入研究,发展了这个观点。
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我们与其孤芳自赏、孤影自恋,固守那座自我囚禁的可怜的个体主体城堡,沦为孤陋寡闻的孤家寡人,倒不如恢复我们对他人的爱之中的那种主体,恢复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这是一个生命涌动的、情感膨湃的过程。不管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总会在一起相处,其中总有循环往复的能量、欲望与记忆。一个更具有承诺性的过程中的主体,也就类似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历史中的人,或者海德格尔的寓于世间面向存在的此在)。
其次,我们既是言说的主体,又是书写的主体。我们既会说又会写,我们是身心合一的存在。但人首先是会说话的,而不是会写字、会记事、会命名的。人的语言学习并不是应试教育式的标准化记忆与学习的过程。我们本真地是诗性的语言的存在,而不是死的被铭刻被命名的符号化存在。人本来是会说话的存在,而不是观看者,也不是被看的病人。人的常态是未分工条件下的活动的人,而不是分工条件下的劳动者或者政治家。西方思想史上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对身体与灵魂的、脑力与体力的区分。身心二元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语言。走出形而上学的语言牢笼就是回到身心一元、万物一体的母亲子宫般的生命循环状态。
人们使用的本真的语言是诗性的符号学的,真正的革命是解放人类的诗性语言中的生命潜能,人类的出路与希望在于实现诗性的语言对技术语言的革命。这种诗性的语言并不是征服世界的逻辑语言、男性语言,而是女性的母性的伦理之诗情,真正的解放政治是母性的女性的伦理的实践。
克里斯蒂娃曾经借用阿伦特之口(朱莉亚•克里斯蒂瓦,2006)说过,有的人的生命活在人群当中,有的人则活在自己的生命里。有的人只是天地父母诞生了一次,有的人则不断地重新诞生、重新开始。生命与主体并不是一种千篇一律的机械复制,而是一次次的独一无二地诞生。犹如《圣经》的《福音书》向世人宣布“大喜讯”时所说的,“我们的一个孩子已降临我们中间(即基督降生)”。这可能是对世界抱有的信心和希望的最荣耀、最简洁的表述。
三、克里斯蒂娃女性主义理论评价综述
(一)对克里斯蒂娃女性主义理论本质主义的争论 
1. 认为克里斯蒂娃女性主义理论设定了女性准生物学的本质的存在从而陷入本质主义中。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克里斯蒂娃后期的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女性的探讨。包括女性的定义以及理论与实践中的社会性别。但由于克里蒂娃坚决主张两性之间存在基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表现为生理或心理差异,而且根本上是两性构成的差异。因此在女性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存在极大的争论。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和托里•莫娃(Toril Moi)等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据此认为克里斯蒂娃的哲学是本质主义的,列出了针对克里斯蒂娃的控诉。她们认为克里斯蒂娃假定了某些女性的本质。评论家们将“子宫间”概念与母性容器联系起来,将意义的符号层面与女性联系起来,指责克里斯蒂娃假定了“必须的母性”,指责她在面对“令人无法平静的象征结构”时的平静,在克里斯蒂娃的哲学中,女性必须与母性联系在一起,但她却无力改变男性主导的象征秩序。
克里斯•威登(Chris Weadon)批评克里斯蒂娃是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模型中进行研究,这至少证明克氏接受了精神分析理论认知的性别角色,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则指责她的语言学理论中,在交往的符号层面运用了母性身体,但这个符号层面在最终面对交往的象征层面/父亲律法时,是软弱无力的。一旦试图描绘这种对逃离了象征领域束缚的女性特质形象的揭露时,就会立刻陷入本质主义中。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 1992)的批评更加直接,她指出克里斯蒂娃表面上对女性中心主义进行了明确的批判,但她的思想中明显包含了“对妇女的女性特质和母性的准生物学本质的认知”,克里斯蒂娃将母性等概念,从社会政治背景中分离出来,构造自己的女性特质的本质主义的版型,这是极明显的生物本质主义。但是弗雷泽似乎又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中看到相反的观点:“克里斯蒂娃颠倒自我,从自己的建构中跳脱出来,坚持‘女性’是不存在地。女性的身份是虚构的”。弗雷泽通过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异间划了一道平行线,来理解克里斯蒂娃的文本,显然她对这看似矛盾的观点很明显地感到了困惑。
2. 认为克里斯蒂娃的性别理论以符号和象征的差异为基础,将身体视作文化建构,因而摆脱了本质主义的嫌疑。
蒂娜•钱特(Tina Chanter,1993)指出是文化而非自然书写了女性特质,自然锻造的生理性别的差异在面对文化的构建时显得无关紧要。通过刻画以克里斯蒂娃的符号与象征的差异为基础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异,可以发现对克里斯蒂娃批判的错误。意义的符号层面相当于生物进程,象征层面相当于文化定义的社会性别。在讨论言说主体时,克里斯蒂娃的符号与象征始终是在场的,言说主体是具体的、欲望化的,纯粹的逻辑话语并不存在,因为意义的符号层面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因此克里斯蒂娃的研究不但没有陷入本质主义,相反,她动摇了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一分为二,正如身体不能和文化割裂,社会性别也不可能从生理性别中抽离出来。
凯莉•奥利弗(Kelly Oliver, 1993)认为,批评家们指责克里斯蒂娃的符号界观点前话语地移入女性特质,使女性特质成为一个生物性事实而非文化建构。但这个指责是不准确的,因为在言说主体进入语言之后,符号界的运作是散漫的,克里斯蒂娃并不认为生物性进程优先于文化或语言,相反,由于身体通过语言传递,所以身体也变成了文化建构。因此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并非本质主义的。
(二)对克里斯蒂娃新女性主义的独特性的评价
1.认为克里斯蒂娃开始孕育一种作为他性的伦理学的以母性为中心的女性异质伦理学。
即使批评家们并不赞同克里斯蒂娃的研究方式,但是他们大多认为克里斯蒂娃的研究对女性主义的发展,对女性伦理进行重新思考的意义重大。通过运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加之个人怀孕妊娠的经验,令克里斯蒂娃能够发展出伦理学的新概念——“herethics”。这个词首次出现在克氏的《圣母悼歌》一文中,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母性为基础的女性异质的伦理学,凯丽•奥里弗称之为“非法的伦理学”。
奥利弗指出这种伦理学以妊娠时期主客体界限的模糊为基础,因而更具有挑战性。克里斯蒂娃发现在怀孕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是暧昧的。身体里那个“他者”并非完全是他者,同时自我也不再是彻底的自我,生育使自我的一部分变成他者,因而打破了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这种伦理学的模型来自于母亲对孩子的爱,主体与他者通过爱而不是律法联系起来,它包含了一种对孩子的母爱和自我之爱。但母性之爱不应仅仅是针对某一个他者,而是面对整个种群和全体。通过”herethics”,克里斯蒂娃进一步诉求一种超越母子之间的爱的伦理,母性可以成为符号界与象征界的桥梁,母亲既可以进入象征秩序,也无须放弃自己的异质性;由此母性躯体成为一种“社会性枢纽”,它既保持稳定又威胁稳定,既保障种族的延续又以其可疑的身份威胁象征秩序的统一性。
 “herethics”十分直接地呈现出以女性为中心的伦理学。虽然克里斯蒂娃在精神分析领域赋予了前象征界的母性功能以特权,然而她并未打算打造一个独立的女性主义伦理学。事实上。她表达了对以差异性为基础的女性主义的批评。女性异伦理学是一种他性的伦理学,“克里斯蒂娃的对策是将社会关系内化到心灵中”。
2. 认为克里斯蒂娃在政治女性主义与极端女权主义之外寻找女性主义“第三条道路”。
凯莉•奥立弗(Kelly oliver, 1993)谈到在这一时期,克里斯蒂娃是作为一个“女性”进行书写,但区别于另两位法国女性主义者,露西•伊瑞葛莱(Luce Irigaray)和海伦娜•西苏(Helene Cixous)。她几乎从不谈论女性主义,有时候,她甚至称某些女性主义为“寻权意识形态的末路”,因为对她而言,女性主义更倾向于一种特定的政治运动,所以她拒绝这种“大多热衷并重复压迫性的资产阶级逻辑和权力的获得”的运动。
拉康将符号,将公共领域的语言,以及话语的逻辑、语义功能定义为“父亲律法”,认知话语由此变成男性的、父亲的,那么,女性话语该如何延续?是为了交流而屈从于男性权威,令女人“像男人那样”?还是无视认知话语的严肃性,彻底抛弃男性话语以寻求一种虚幻的女性主义?格雷比尔(Graybeal)指出,克里斯蒂娃尝试在拉康定义的“父亲律法”之外,发明一种“非逻辑的、想象的、音乐的、舞蹈的、戏剧的符号”,这个符号足以满足女性完整的存在与表达及其社会性,既不必屈从于父亲权威,也无需否定男性话语。爱德斯坦(Edelstein)和琼特-佩斯(Jonte-Pace)也谈到克里斯蒂娃并不主张将父亲权威和女性话语视为两个无法相容的存在。因此,克氏一方面与某种政治女性主义保持距离,另一方面拒绝无视认知话语(父亲/男性话语)严肃性的虚幻女性主义。
诺勒•麦克菲则认为,克里斯蒂娃试图为女性主义的前进寻找“第三条道路”,让女性能够自由地孕育文明。克里斯蒂娃期待女性能够愉悦地接受作为一个“外来者”的身份,保持陌生化或许可以令女性始终处于更加清醒之中。因为大多数女性太过陶醉于作为母亲的女性形象和对父亲律法的尊崇,而无法自由地站在边缘搅乱或嘲笑父亲律法;她期望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不会以大写的“女性”概念抹煞女性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它“能将性别与象征秩序结合,既能发现女性的特性,又能发现每个女性的个性”;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女性主义,能够调和女性的多重欲望,使女性不必再在对母性的自我否认和文明的自我认定之中进行选择,女性能够看到自己既可以是类的再生产者又可以是文明的生产者,“使母性变成一个真正的创造性活动,变成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
参考文献:
Julia Kristeva, 1984: Revolus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ans. Leon S. Roudiez,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Julia Kristeva,1980: Desire in Language, trans.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 Roudiez, edited by Leon S. Roudiez,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Julia Keisteva, 1995: New Maladies of the Soul, trans. Ross Guberm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法]朱莉亚•克里斯蒂瓦,2006:《汉娜•阿伦特》,刘成富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
The Kristeva Reader, Edited by Toril Mo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6
The Portable Kristeva, Edited by Kelly Oliv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Body/Text in Julia Kristeva – Religion, Women, and Psychoanalysis, Edited by David R. Crownfiel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Ethics, Politics, and Difference in Julia Kristeva’s Writing, Edited by Kelly Oliver,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1993
Toril Moi, 1986: 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Methuen, London and New York
John Lechte, 1990: Julia Kristeva, Route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Noelle McAfee, 2004: Julia Kristeva,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Kelly Oliver, 1993.: Reading Kristeva: Unraveling the Double–B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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