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内涵及其历史发展
作者: 张传平      2010-10-19   阅读人次: 1005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深刻内涵

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第一次在党内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它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独立自立地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之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来指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是,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曲折、艰辛甚至失败。究其根源主要是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认识不够清醒、不够深入,突出地表现为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和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些主观主义错误思想的危害性,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就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必须同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的高度对教条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
共产国际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也直到了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曾经说: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时候好,后来季米特夫负责的进修也较好。基原因就是在季米特诺夫领导下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1935年8月),改变了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在决定问题时,强调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避免直接干涉各党内部事务。共产国际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要帮助各国学会把共产国际的路线灵活地和具体地应用到每个国家的特别环境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的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就尖锐地批评党内关门主义不会把马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当时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多次按照季米特诺夫七大的思路,(甚至运用他的原话)来阐明正确对待革命理论、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外国经验问题。1936年3月在政治局报告中提出要将共产国际的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从1936年冬天到937年夏天,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篇文章,一讲战争、一讲哲学,主旨都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前者,强调“我们应该尊重苏联的经验,但尤其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后者最重要的部分,一是实践论,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二是矛盾论阐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揭示矛盾问题的精髓。
共产国际七大作出了具体决定,但正确的决定在贯彻中又出现曲折。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一方面帮助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另一方面又担心在政策和策略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中,中国共产党“能否有力地进行工作”。因此决定“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习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是这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候补书记王明等人被派回国。于1937年11月底到延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斯大林的这些意见与中国革命的实际并相符合。此前,中共已经制定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争取民族战争的领导权、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等政策路线和方针政策。王明照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混乱。直到1938年4-5间,任弼时就中国抗战和中共的工作和任务向共产国际作了全面的汇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看法。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随后,在7月初,王家祥回国前夕,季米特诺夫又同他和任弼时进行谈话,决议和谈话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解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还特别指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
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政治历史环境来看,这一理论命题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一是就马克思主义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虽然它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是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性认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毕竟产生于不同的思想文化土壤,基于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基础上,经典作家的理论著作都是用欧洲的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明中国的事情并不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求变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形式”为“中国形式”,充分考虑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依据事物的个性和特殊本质以及不同环境下的实际变化来确定革命策略,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二是就马克思主义国际性和和民族性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具有指导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世界性特征,但是马克思的国际化(世界性)、必须通过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讲“国际性”不讲“民族性”,完全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实质上是“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具体现和必然要求。三是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性和具体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主义作为普遍性的原理,是对个别事物共同本质和规律的概括,它的内容是的,但不能独立存在,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中国特点加以具体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教条主义者的理论脱离实际,毛泽东认为应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
   可见,在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中国化着重讲应用,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当代化问题上,更多地讲民族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两种提法是同时广泛使用。直到新中国成立,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中国化必为具体化。(48年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搞民族主义,反苏亲资本主义)此后30多年,中国化就不再出现。
邓小平没有使用过中国化的概念,但他一直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要坚持结合的原则。第一邓小平认为,结合的原则是党和毛泽东根据革命经验教训得出的,“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最伟大的功绩。第二,这一原则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适用的,“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第三,邓小平认为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对待马克思主义,也适用于对待毛泽东思想;第四,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对待别国经验,也适用 于别国对待中国经验;第五,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强调“各国都要紧紧抓住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另一方面又强调,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必须“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正是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启示下,理论界开始有人偶尔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更加明确地把民族化和当代化结合起来。同时使用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十五大重申两次飞跃的观点,从2001年9月须中央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开始,胡锦涛多次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200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大众化”的联系

(1)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性(普遍性)和民族性(特殊性)的关系及其历史发展。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既有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现代社会两大阶级的斗争相联系、揭示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普遍性理论,也有对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民族的具体分析。“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语)”,马克思的理论也正是通过西欧的英、法、德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性分析而展现自身。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过程中,人们或出于回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或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认识不清、更多地强调了马克思理论的世界性,而忽视其民族性(具体性)。从马克思关于一切民族都将走上资本主义,并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列宁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列宁提出的不同于马克思“两大阶级”的“两类民族”即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概念,则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性(普遍性)和民族性(特殊性)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变迁,为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它坚定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要不要民族性(中国化)的问题,拒绝任何把民族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排斥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外的独断言行;也对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今天,如何坚持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具体体现。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中国化命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和各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特殊性的关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性和具体性的内在联系,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其中的欧洲思想文化的传统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不同。也重视把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但是,学术界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辨识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取向重视不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和目的是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动的实践性来改造中国,使旧中国变为新中国,使落后的中国变为先进的中国,使贫穷的中国变为富裕的中国。这是判断是否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依据。总之,中国化的目的在于使中国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甚至是引领时代的发展。因此,本课题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历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创结合起来研究。
(3)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深刻内涵研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是使中国跟上时代发展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跟上时代的发展。从历史发展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经历三个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课题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研究,不仅从历史发展层面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问题,如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再到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赋予马克思主义独具特色的理论内容,从理论逻辑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涉及三个方面:更注重从哲学理论层面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深刻内涵。本课题主要从三个层面来分析:一是从认识与对象的关系(认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从而阐明随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象变化,必然导致认识结论的不同(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的飞跃),从而使主观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以与客观(认识对象、实践主题)相一致,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二是从理论内部基本范式的转换(理论内部的反思性)视角,来探讨作为理论核心的立场、观点、方法与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具体结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揭示具有“持久性、恒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内核,从而确立时代化的理论基石;另一方面揭示作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历史性。三是从知识学的角度看,任何理论都要回到实践,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并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这就形成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内在张力,它必然要求理论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体现出理论本身的时代性。
(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刻内涵研究。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宏观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大众化的历史。本课题在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主要从下述四个方面来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一是理论传播和发展的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被政治领袖、思想家、先锋队和先进知识分子所掌握和接受,而且要为广大群众,普遍百姓所认识、所接受,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更加充分地显示理论本身强大的力量。二是从理论本身的表现形式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不能仅仅停留在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层面上,必须要通俗化、容易为大众所理解,而且需要转化为人们的一种经验、常识和社会心理。三从理论实现的机制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它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所确立的一套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必需要获得大众的所认同,所接受,转化为人民大众的信仰和情感,从而确立合法性基础,并能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贯彻自己的政治原则。四是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掌握群众,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突出强调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化是核心,是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总原则、总要求;时代化是关键,是展现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的重要标识;大众化是基础,是拓展中国化和时代化深度与广度的重要途径。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化是解决内容问题,时代化是解决现实问题,大众化是解决表现形式问题。
还有的学者认为,时代化是总体,中国化是本体,大众化是主体;这“三体”形成三位一体,最终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体。
我认为,中国化是空间地域维度;时代化是时间历史维度,大众化是社会主体,是在历史时期、特定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主体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多层次的深刻内涵表明,中国化(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本质属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保证。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就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代化)就缺乏实践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真正掌握群众(大众化);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反映实践、科学和时代的最新发展和要求,就不能够真正实现同已经变化了的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不能成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被广大民众所理解、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变为现实的力量,就不能达到改造世界目的,也不能真正成为引领社会进步、时代潮流的时代精神,因而是中国化和时代化实现的手段和途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在理论上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在实践上,落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建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表明,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是树立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把“老祖不能丢”与“说新话”结合起来,二是树立科学的国情观,把立足国情与放眼世界结合起来,二是树立具体的结合观,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发展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重理论逻辑,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树立创新的理论观,坚持把“老祖宗不能丢”和“说新话”结合起来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更是马克思主义永葆活力的源泉。
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是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相对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和要求。毛泽东革命实践中就提出,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假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和“死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和“主观主义”等等一系列概念深刻地加以说明。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而且还对此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强调要把“不丢老祖宗”和“说新话”结合起来,从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理论的基础和前提。
邓小平认为,要树立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一方面是不能丢老祖宗。“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要向前发展,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认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的统一,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加以继承,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突出特点。创新具有除旧布新、开拓性、原创性的含义,人们很容易把创新理解为以“破”基础的创造性过程,因而把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标新立异,只追求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把是否与“老祖宗”完全不同作为创新的标准,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看作是创新的对立面,其结果导致离经叛道,丢弃老祖宗。其中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形而上学地而非辩证地理解创新的基本内涵,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质和精神的深刻理解。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阐明了以“人类解放”为特征的时代课题,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和信仰。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和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它必然具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和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否则它就不能凝聚人心。邓小平把这一点通俗地概括所说的“老祖宗”不能丢。因此,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就是在实践基础上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结合起来,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不丢老祖宗又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有科学依据的新话,把“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也突出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了这种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懈怠,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看作是创新的前提,而把创新看作是最好的继承。面对充满挑战和机遇的21世纪,深入思考我们党执政和领导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问题、新任务和新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些个别论述或结论,不用一些过时的东西束缚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而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指导现实,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深刻体现了没有丢老祖宗和说新话的统一,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既是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一脉相承,又是随着时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结晶,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这三大理论不仅有实践上的历史联系,而且有思想上的逻辑联系,贯穿其中的一要红线就是要牢固树立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三大理论成果既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和哲学基础,又坚持了以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为根本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追求,始终贯彻了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原则立场,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复杂性,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最艰巨性、复杂性、和创造性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也是这三大理论成果得以提出的基本依据。因此,三大理论成果既反映了时代的共同课题,又表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独特要求。树立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关键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时代变与不变的历史界限。
第二,树立科学的国情观,坚持把立足中国国情与放眼世界结合起来
哲学与实践的结合,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总体的科学判断。树立科学的国情观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发展的关键,也是我们与时俱进,开创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所取得的宝贵经验。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制度?是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那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既坚持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观察问题的客观性、科学性原则,同时也坚持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性和价值性,指出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质,而且准确地揭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是从根本上、从全局高度对于我国的现实的基本国情所作的一种本质概括,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它一方面指明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因此,我们在变革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另一方面它又实事求是地指认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在马克思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确立的,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必然要导致实践主题的转换:即由“革命”转向“建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形成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正如离开了对近代以来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情的科学认识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一样,离开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
科学的国情观,必须具有宽广的眼界,一是观察和研究要有世界性的全局眼光,二是观察和研究要有历史的发展眼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始终处于与世界的相互联系之中,各民族的相互交往日益频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它们都是世界之网的一个纽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把握当代中国国情,必须将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纳入到整个世界的发展潮流之中,放在整个世界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的图景中来加以考察,避免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审视中国的具体实践、确定中国国情。离开了对时代发展、对世界局势的发展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我们就无法真正认清我们的国情,形成科学的国情观。只有本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来观察和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联系,把握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发展趋势,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历史方位,才能真正了解本国的实际,形成科学的国情观。邓小平理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从历史时代的深刻变化和世界眼光,邓小平获得了认识国情的客观尺度,确立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认识,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把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结合起来,提倡讲政治、讲大局、提倡“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敏锐观察和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种种复杂态度,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从经济全球化这个当代世界最突出的特征和最迅猛的发展趋势中,使我们党认识到要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执政为民。正是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改革开放实践所造就的新局面、新特点和新任务,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并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实现与时代的主题、时代的特征相结合,也就无法真正做到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发展,科技在不断进步,中国的国情也随着实践、时代和科技进步而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不断从时代特点出发,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深入研究中国实际,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为突破口,不失时机地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紧扣时代发展,科学认识不断发展着的国情,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经验。
第三,树立具体的结合观,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树立具体的结合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本意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强调的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历程再次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树立具体的结合观,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顺利发展,才能不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具体的结合观既不是离开中国特点来空谈马克思主义,而是根据中国特点加以具体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的结合观也不是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简单地图解、诠释现实,把现实作为现成原理的例证,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用于指导社会现实,引导社会发展。真正的结合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抽象的历史的公式,不是把书本上的词句当作教条,照搬照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吓唬革命群众,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方法论和行动指南,并应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在阐述“什么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时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善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正是从这种具体的结合观出发,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是否结合,是否真正结合,结合得好坏,都在于我们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是否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1984年,邓小平又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 邓小平所强调的“走自己的路”,既反对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经验主义,也反对照搬照抄书本和别国发展模式的教条主义,其实质是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管用”的科学理论,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眼点、落脚点和归宿。正是在不断探索有过程中,邓小平找到了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在多方面作出了“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是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正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邓小平理论就是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的思想体系。
树立具体的结合观,在多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就是要找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切入点、结合点。所谓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就是实践对理论的需要,就是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因此,在当代中国,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篇大文章,就是要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第四,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发展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内在本质的深刻揭示,也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取得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特征。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在实践,而检验理论创新发展成果的标准也在实践。从根本上说,为最广大群众所掌握、所接受是理论先进性的标准。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倾听人民的诉说,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直面现实,是理论创新的动力。理论上的苍白无力,不仅是知识的贫乏,更是生活实践和思想感情的贫乏。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学风问题,也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邓小平始终坚信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没有群众的参与,没有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他认为,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扎根群众,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反对“两个凡是”斗争期间,邓小平就明确要求恢复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并把它和实事求是思想统一起来。他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在邓小平看来,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是一致的。一方面,只有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只有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征程刚刚处于起步阶段,邓小平就谆谆告诫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深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成功。”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深厚的群众创新基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既是改革开放的动力,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动力。邓小平就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群众路线的产物,它的产生过程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路线的过程。在谈到改革进程中的种种创新时,邓小平就对群众的创造都热情地加以鼓励、肯定并进行概括、总结和推广。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再一次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可以钻出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鲜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这里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群众的创造、群众的发明、群众的智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尊重,正是人民群众的大胆实践和创新,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实际材料,而邓小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原则的生动体现。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着眼于为人民谋利益”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会上所说:邓小平“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例如他在谈到改革的必要性时说:“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 正是适应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所提出的新原景和新期待,正是立足解决人民群众在深化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什么是科学发展,怎样科学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正是这种对人民群众所具有的深厚情感、对人民群众创造精神的充分肯定,对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真正关切,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成为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理论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表明,只有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取向,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只有与人民共命运的马克思主义才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和震撼力,才能说服群众、掌握群众,成为团结人民、凝聚人心的精神源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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