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从主体理论1.0到主体理论3.0 ———巴迪欧的主体理论概述
作者: 蓝江      2016-11-05   阅读人次: 888



      在当代欧洲左翼理论中,阿兰·巴迪欧的主体理论是所有理论中对主体思考最富有代表性的一种,毕竟,在经过笛卡尔以来的“我思”主体的启蒙之后,主体—对象的二分模式便具有了广泛的影响,直到二战后才遭到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挑战。巴迪欧的主体理论是在对阿尔都塞及其之后的后结构主义的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我们可以从巴迪欧的主要著作中读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对主体的思考。不过,巴迪欧的主体理论经历了一个从阿尔都塞时期到《主体理论》中的主体理论1.0版本、再到《存在与事件》中的主体理论2.0版本、进而到《世界的逻辑:存在与事件2》中的主体理论3.0版本的演化过程,我们不能将这个演化过程仅仅视为巴迪欧对其主体理论的简单更新,恰恰相反,这是巴迪欧在不懈地根据现实状况用不同的数学形式化理论来概括自己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主体理论进行思考的漫长历程。

 

一、历史为什么需要一个主体?

      要理解巴迪欧的主体理论,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理论高峰,这就是他的老师阿尔都塞,在其晚年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针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以针尖对麦芒的方式提出了“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阿尔都塞的这个命题显然将长期以来在形而上学和实践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个主题———历史中的主体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阿尔都塞在接触了拉康的精神分析讲座之后,更加明确了这样一个命题,即主体是一个完全被现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询唤出来的存在物,阿尔都塞指出:“我说,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但我同时而且立即要补充说,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①在这里,阿尔都塞带有十分明确的反主体意向,也就是说,现代启蒙以来被视为促使人和历史发生变化的主体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它只是完成了意识形态的道成肉身,并如同傀儡一般仅有表面上的自由意志,但实质上却执行了大写历史结构和意图的目的,而大写主体的概念则被完全消解在意识形态之中。

      不过,在以往对阿尔都塞的这段话的分析中,我们过多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下的主体的虚构性,从而认定在阿尔都塞那里根本不存在一种叫作“主体”的东西。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阿尔都塞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阿尔都塞的这个称谓,被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视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命题,然而,恰恰是这种简单的还原论式的归类,让我们忽视了阿尔都塞思想中隐匿的主体理论,而这个主体理论恰恰就是后来他的众多弟子们(如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皮埃尔·马舍雷、埃迪安·巴里巴尔等人)思考主体理论的源头。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阿尔都塞如此坚决地反对主体?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文本,就会发现阿尔都塞所反对的主体与真正历史的主体并不是一个概念。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从来都在把个体询唤为主体,这就等于明说,个人从来都在被意识形态询唤为主体。我们从这里必然得出最后一个命题,个人从来都是主体。”②在这里,阿尔都塞指出了他实际批判的对象,即自启蒙以来将个人等同于主体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阿尔都塞并不是真正地批判一种没有主体推动作用的历史发展,而是批判以自我意识哲学为根基的泛主体化。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自我意识实质上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镜像化,这种镜像化让我们“在特定的家庭意识形态的模子里被认定为这样的主体,从被孕育开始,就有人按照这个模子来‘期望’它了”。③

      换言之,这种从人一出生就开始的“个体=主体”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将每一个个体无条件地纳入到主体—对象的二分法世界中,在这里,个体作为主体的前提条件在现代语境中被完全忽视了,也就是说,笛卡尔和康德哲学赋予主体的现代前提被这种“个体=主体”的还原论阉割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十分庸俗化的“主体”表述,即只要是一个存在的独立个体,就应当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一个合格的主体。这是一种主体的泛化,被泛化的主体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幻觉,仿佛他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现实中却遭到了阉割。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阿尔都塞的“反主体”的论述实质上针对的是这种启蒙以降的泛主体化意识形态,在现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个体的原子化也被自然地配置上所谓的主体性,这种观念实质上混淆了个体作为主体的潜能与作为实质发挥作用的能力之间的区别,最终导致了一种泛主体化的庸俗思潮的泛滥,阿尔都塞的辩论方式是将这种泛主体化的思潮一股脑地全部抛弃,从而让他坚决地认定“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

      倘若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在阿尔都塞那里找到一种类似于“主体性”的东西呢?其弟子巴迪欧对此表示了肯定,巴迪欧的《元政治学概述》第三章的标题就是“阿尔都塞:没有主体的主体性”,实际上,在巴迪欧的分析中,阿尔都塞表面上清除了作为个体的主体,但是,在其内核中,他仍然为历史的主体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正如巴迪欧质问道:“如果没有主体,如果只有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我们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从没有主体的过程的科学中,即历史学中分辨出政治?我们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中区分出政治?而显然不是退回到意识形态中去。”④巴迪欧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主体,我们如何区分出简单地沉沦于历史循环的运动与真正打破这一循环、实现历史之跃进的运动(在巴迪欧看来,这种运动就是政治)呢?显然,阿尔都塞不是一个保守的历史主义者,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也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便是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但是,如果没有主体的存在,我们如何将趋于保守的历史运动和趋于进步的政治发展区分开来,如果阿尔都塞承认资本主义必然会被超越,那么在历史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将超越资本主义?

      阿尔都塞给出的答案是“多元决定”(surdétermination),他采用了这个借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词汇,意在让马克思主义摆脱单纯的经济决定论,但是,在巴迪欧看来,正因为如此,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让历史进步的脉络从客观性维度转移到了主观性维度。巴迪欧指出:“多元决定就是政治领域中的真理。真正来说,多元决定属于主观性王国(抉择、党性、战斗),既是它知道没有主体—后果(这些后果是国家主义的),也没有检验和建构任何客体(这些客体只存在于科学领域中)。”⑤这样,在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的主体性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主体的主体性”。由于阿尔都塞反对泛主体化运动,因而将主体一词打入了意识形态的窠臼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发展在阿尔都塞那里没有主体性,尽管阿尔都塞坚持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不过在他隐含的逻辑中仍然设定了一个包括主体性的过程,只是这种主体性并非那种泛主体化的主体性,不是随意一个人都可能承担的主体性,甚至不可能是单一个体所能担当的主体性,而是一种在历史的大潮中十分偶然地发挥作用的主体性,即历史的推动仍然是由政治主体的行为来推动的。在这一点上,巴迪欧并不认为这种主体的存在会与阿尔都塞的反泛主体化的意识形态相背离,相反,他认为这是阿尔都塞理论中潜而未露的应有之义。也正是因为如此,巴迪欧仍然向其恩师表示致敬:“其令人敬仰但籍籍无名的努力(思考没有主体的主体性),足以让我们为路易·阿尔都塞献上我们最庄严的敬意。”

 

二、主体的出位与归位———主体理论1.0

      1982年,巴迪欧在其《主体理论》中重新开启了已被阿尔都塞学说摒弃的主体概念。为什么需要主体?或者为什么需要重新建构一种主体理论?一方面,在上世纪70年代深受拉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的巴迪欧,已经洞察到结构主义理论以及阿尔都塞思想中的弱点,而对主体的绝对否定(尽管在阿尔都塞那里还潜在地隐藏着一个历史的无主体的主体性)导致了他们在面对某种历史转折和关键性事件时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就是说,主体是当代法国政治理论和思想中绕不过去的坎。另一方面,在80年代法国革命运动退潮之后,人们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开始感到迷茫,那些曾经的政治战士们看不到一丁点变革的迹象,甚至巴迪欧的许多坚定的战友———如安德烈·格鲁克斯曼———也迅速转向自由主义阵营,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最激烈的批判者。巴迪欧正是在这种被他称之为“冬月”的年代里开始思考主体问题的,他认为在这种浑浑噩噩的天地间更需要有担当的主体站出来,振臂高呼革命没有终结,未来还有希望。

      巴迪欧在《主体理论》中大量使用了形式化的表述语言,将主体理论最基本的规则表述为“位与力的结构辩证法”。“位”(lieu)代表着具体的情势(situation),即当下的具体状况对主体的约束;而“力”(force)代表的是一种类似于力比多的冲击边界的力量,它是主体之中最富有活力的因素。在这个基础上,巴迪欧将主体运动最基本的规则概述为“出位”(horlieu)与“归位”(esplace)的辩证法。出位代表着力的运动,即力试图摆脱现有的结构,超越限定在其上的位,一旦其脱离了限定它的位置和场所,我们便可以将这个运动称之为“出位”;相反,归位是一种结构化的运动,它强行将某种力或元素放置在某个位置上。问题在于,讨论力的存在为什么还要讨论位,还要故意生造出力与位、出位与归位的辩证法呢?巴迪欧给出的解释是:如果没有位,没有“结构性框架”,我们就不能将这个与那个区分开来,即:“我们是通过差异化的陈述,通过文字上的归置(placement),才能将这与那分开。”⑦这样,尽管我们仍然可以说A是同一事物,但是我们可以凭借其所归位的位置将其区分为A1、A2、A3……。这就产生了巴迪欧在《主体理论》中的第一个基本定义:A,原初的对立物,并非其他物,甚至不是被“归位”的A,即Ap。真正的且隐秘的与A对立的是归置的位置P:它代表真正的指数。已知的A分裂为: ———它的纯存在,A; ———它的被归位,Ap。⑧如此,我们就可以这样思考力与位的辩证法:A代表元素,代表某物,即力之存在;P是位,它可以让元素或力归位;Ap代表被归位的元素和力。那么,这实际上已经是归位的运动。

      不过,归位不代表运动的完成,因为巴迪欧还设定了一个出位的运动。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能保证在A与Ap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和谐,因为相对于位P,A总是试图去超越这个限定了它的位(这里实际上隐含着巴迪欧对黑格尔的定在与异在辩证法的解读),因此,在一个具体的位P上,会存在着某种断裂的关系,即A与Ap之间的不和谐,我们可以写作:A=(AAp)这个公式是决裂公式,意味着A试图摆脱位P的控制,形成自己的独特之力。例如,变性人在选择变性之前,就存在这种断裂公式。对于位P(在这里是生理上的性或社会性的性别),他被归位为一个男性,但是其内在的力比多和欲望则试图弃绝作为男性的位的存在而变成一个异性,于是,在他选择变性之前,存在着一种焦虑(即拉康在《讲座X:焦虑》中谈到的那种焦虑),使他内在的力(欲望)与他的归位(男性)发生了断裂。不过,这种断裂和不和谐的公式不一定导致后面的出位,即虽然他有着强烈改变自己性别的欲望,但是不一定真的走向改变性别。我们会遇到第一种情况,即Ap(AAp),这个公式,即黑格尔的规定(Bestimmung),可以产生两种结果,即Ap(A)和Ap(Ap)。前一种选择Ap(A)是在不选择出位的情形下进行修正性的改变。(例如,异装癖没有改变自己的性别,但通过改变装束而在位P限定的范围内实现有限的改变。)在政治上,这是一种修正主义,因为如果A代表无产阶级,P代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Ap(A)则代表在资本主义代议制框架下进行议会斗争的路径,即后来社会民主党和工联主义所采用的路径。而后一种选择Ap(Ap),用巴迪欧的话来说则是一个“死局”⑨,在精神分析上,这代表着对自己内在欲望的绝对压抑,而在政治上就是彻底的投降主义,代表着放弃了自己最基本的阶级原则。因此,巴迪欧认为这是一种倒退,是向位P的回归。

      然而,正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了否定之否定的原则,我们在异在之后仍然可以通过“规定之规定”避免陷入修正主义和死局,我们可以将之表述为:A[Ap(A)]。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公式不是纯粹的等同,即并非A(A)或A=A,它是否定之否定、规定之规定。A(A)意味着原始的重复,意味着不根据现实状态盲目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在巴迪欧看来,这也是一种“死局”,不过是极左翼的死局。相反,A(Ap)代表着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在立足于现实规定(即归位Ap)的基础上做出革命性的变革,例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这种类型。

      在这种形式化的表述中,最关键的因素A(Ap)代表着变革的可能性,在政治上则代表着进行政治革命的希望。而Ap(A)则不同,它试图尽可能地蜷缩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来寻求工人阶级的利益,丝毫不准备触动资本主义的制度和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主张交往理性的哈贝马斯、主张承认政治的霍耐特和弗雷泽以及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进行抗争(agonistics)的拉克劳和墨菲都属于这种类型。而A(A)对应的是那些完全抛弃任何形式和约束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尽管在目标上与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一致,但却无法忍受无产阶级的约束,而是追求一种绝对的自主性,认为仅仅依靠A本身就可以完成自治A(A)。真正的革命在《主体理论》中是A(Ap),在巴迪欧那里,符合A(Ap)的革命很多,包括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十月革命、1968年的五月风暴,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被巴迪欧视为最后一场符合A(Ap)的政治革命运动。

 

三、事件之后的类性延展———主体理论2.0

      巴迪欧的主体理论带有明显的多线索的痕迹,在理论概念上仍然略显粗糙。尽管他对主体理论进行了数学化的考察,但是他的主体理论在这个时期仍然带有十分明显的缺陷。首先,在《主体理论》中,巴迪欧所分析的主体只是政治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他势必会遭到质疑:难道主体仅仅只能存在于政治领域中吗?第二个问题是,尽管巴迪欧将主体和主体化归纳为位与力的辩证法,也是出位与归位的辩证法,但是主体的出位和归位究竟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还是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主体是任意的个体吗?

      这些问题迫使巴迪欧对其主体理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进一步从数学集合论的角度思考主体问题。在巴迪欧一贯的信念中,唯有数学集合论才是让我们真正面对本体论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将这一原则贯彻到他所有的理论著作中。此外,在1988年出版的《存在与事件》一书中,相对于《主体理论》的进步是,巴迪欧不再从拉康精神分析的缺乏(manquer)概念来思考建构主体的可能性,而是在事件(événement)概念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了主体的可能性。

      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中对事件和主体的数学化概括十分复杂,我们在这里尽可能以比较简要的方式解释巴迪欧的主体理论。让我们假设下述情境:一张桌子上有许多东西,比如一本书、一张纸、一杯水、一颗钉子、一张邮票、一个死青蛙、一坨泥巴、几片药片等等,我们可以对桌子上的东西做一个归类,如由纸质品构成的集合;这样,我们便可以将一本书、一张纸、一张邮票纳入到这个集合之中,并为这个集合命名为“由桌子上纸质东西构成的集合”。这个集合是完全合法的,并且在构成的命名上以及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是完全可以辨识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下述方式组成一个集合,比如由一张纸、一杯水、一个死青蛙、一坨泥巴、几片药片组成一个集合,那么对于既有的情势来说,这个集合是一个不可辨识的集合,因为我们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无法为这个集合进行命名和分类。

      但是,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存在这样的集合,为什么非要认识这样的集合?当然,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认识这样的集合。在原先惰性的情势中,分类体系和既有的知识体系是对应的,现有的知识体系已经架构了原先的情势,从而使情势获得了一种情势状态,而原先情势的所有分类和子集都需要在这个情势状态下认识和架构,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事件,也没有主体,我们看不到任何主体出位和归位的需要,因为情势状态已经穷尽了其知识状态下的所有子集分类。

      但是,我们现在假设一下:那杯水突然间被泼掉,将桌上的很多东西打湿了。水的泼掉并不是一个静态情势中能预先设定的,而是可以理解为在这种情势之下的事件,我们可以用数学符号记作ex。在事件(水泼掉)之后,我们会发现,那些原先无法组成可以命名的集合的东西现在可以组成一个集合,如一张纸、一个死青蛙、一坨泥巴、几片药片,这些元素都具有了一个事件之后的特征,即被泼出来的水所打湿。但是,在水泼出来之前,这样的一个集合是完全无法被辨识的,也无法在情势状态中组成一个合法的集合,唯有在事件之后,即被水打湿之后,它们才有可能组成一个特殊的集合,这个集合带有事件的痕迹(被水打湿的印记),正是这个痕迹将这个集合中的所有元素同事件关联起来,也正是这个痕迹让我们可以认识到,这是一个与事件相关的集合,是一个建立在事件发生之后被命名的集合。

      为了说明这个状况,巴迪欧创造了一种数学运算,并将之命名为忠实运算,运算符为□。在前面的例子中,水打湿的痕迹是容易辨识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将一个被水打湿的元素组成一个集合。但是,对于在更复杂的情势中所发生的事件来说,判断一个元素是否与事件有关需要进行甄别,这就是调研(enquête)。通过调研,我们可以判断某一元素y是否与事件相关,如果与事件相关,我们便记作(ex□y);如果与事件无关,我们便可以记作[~(ex□y)]。巴迪欧说:“一旦事件之名ex得以确立,忠实程序的最低姿态,即肯定性的(ex□y)或否定性的[~(ex□y)],以及调研,即这种姿态的有限集合,都依赖于程序所遭遇到的缘起于事件位的情势中的某些项……忠实运算符明确地规定了这个或那个项是否与事件有关。”瑏瑠通过调研,我们将所有元素分成了两个部分,即与事件相关的元素集合和与事件无关的元素集合,无论哪一个集合,都是相对于原先静态情势而言的全新集合,也势必是不能被原先的情势状态下的知识结构所辨识的集合。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刚刚我们已经说过,在事件之后,通过调研,通过忠实运算,我们得出了一个在之前的情势状态下完全无法辨识的新集合,这个新集合是一个子集,但是这个子集由于不符合原先情势状态的知识体系,因而变得无法认识,对于这个无法辨识的子集,巴迪欧记作♀。如果我们将原先的情势状态称为S,就可以得出♀在S中是完全无法辨识的,而♀是事件忠实运算产生的结果。因此,对于主体来说,不仅要通过忠实运算得出一个♀,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对这个无法辨识的♀进行命名,让其在新的情势中可以辨识这个不可辨识的♀。在这里,主体实现了一次运动,即从S向一种新情势的运动,这种新情势由于包含了不可辨识之物♀,所以我们可以将之记作S(♀)。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主体进行了一种真理程序的操作,即实现了S向S(♀)的扩展和延伸。我们可以将这个数学公式表述为:S→S(♀)这个过程被巴迪欧称之为“类性延展”,这个词在集合论上往往被翻译为“脱殊扩张”,这个译法对于哲学文本来说有点生僻)。类性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针对费尔巴哈哲学提出的人的类本质的哲学,因此,这里的类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类属,而是针对所有元素的普遍性,也就是说,类性即普遍性。在原先的框架中,由于♀的出现,使得原先的S不具有真正的类性,只有在包含了一个在原先框架中无法辨识的♀之后,才能获得一种真正具有普遍类性的情势,即S(♀)。在这个意义上,S(♀)就是S的类性延展。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从S到S(♀)的类性延展过程并不会自动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出现了。由于需要对S到S(♀)的类性延展进行推动,因而必须通过一个主体来进行,否则S(♀)无法实现。在《存在与事件》中,S到S(♀)的类性延展是通过主体的命名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主体只能出现在事件之后,在经过调研和忠实运算之后,产生了不可辨识之物♀,而主体则通过命名将♀纳入到对情势S进行了类性延展的S(♀)之中。也正是主体,表现了对事件留下的痕迹的绝对忠实,并在这个痕迹之上对事件进行了命名。例如,在政治上,主体将1871年3月18日发生在巴黎的事件命名为“巴黎公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中的主体做出如下概括。

      1.主体只能出现在事件之后,任何事件之前的存在物都不可能成为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等于否定了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角度来界定政治主体的可能性,因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就是在事件之前存在的一个既定范畴,它拥有之前情势可以进行明晰辨识的痕迹,因此工人阶级不可能是事件之后的合格主体。同时,巴迪欧也反对像拉克劳和墨菲、女性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从纯粹边缘化的身份和少数族群的身份来反抗中心的政治模式,因为这些既定身份仍然是一个可辨识的范畴。巴迪欧的主体应当是在事件之后,由广大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民族组成的一个在之前情势中无法辨识的集合,而这个集合之主体的合法性就在于事件的发生。

      2.巴迪欧对主体的第二个评述是:主体是稀缺的,而且是少数。这是巴迪欧在其后期的主要著作中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一个命题。并非任何一个个体都能在事件之后充当主体,对《存在与事件》时期的巴迪欧而言,只有那些忠实于事件发生并将事件一直作为其政治行动旗帜的人才够资格担当主体的大任。正如巴迪欧所说:“无论示威游行有多大规模,都只是少数人。其力量在于主体力量的强化(人民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需要他们,到处都是他们挥洒的热忱和激情),也在于他们占据了位置(人民聚集在那些位置上,那些位置———广场、大学、大道、工厂等等———是牢不可破的)。”

      3.相对于《主体理论》中单一的政治主体而言,巴迪欧认为实质上不止一种主体。准确来说,在巴迪欧看来,真理存在着四种前提:科学、艺术、政治和爱。与之对应,应该存在着四种不同类型的主体:在革命中对旧制度进行变革的政治主体(如列宁),在科学发现中开创性的科学主体(如康托尔),在艺术中创造了全新艺术形式的艺术主体(如勋伯格),在爱之中忠实于双方的邂逅并将爱的事件坚持到底的爱的主体。这些主体的共同性在于,他们都忠实于不同前提的事件,并对事件进行了重新命名,使之实现了类性延展,从而开创出一种全新的情势。

 

四、三种主体———主体理论3.0

      不过,在《存在与事件》之后,巴迪欧仍然面对着某种指摘,即除了那种忠实于事件的主体之外,再没有其他主体了吗?或者说,那些并非对事件作出忠实反应的人是否就完全没有资格成为一个主体呢?面对这种指摘,巴迪欧在其2006年的《世界的逻辑:存在与事件2》一书中对之前的主体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改造,在这个版本中,巴迪欧除了声称实现了从事件和主体理论的本体论向现象学的转化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转变,即不再简单地认为只有那些忠实于事件的人才能担当主体,而是认为还要考察对主体反应的其他形式。为此,巴迪欧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主体:忠实主体、反动主体、蒙昧主体。

1.忠实主体

      顾名思义,忠实主体就是坚持贯彻了对事件之痕迹的忠实的那种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忠实主体也是巴迪欧一直坚持的主体,从《主体理论》开始,到《存在与事件》,再到《世界的逻辑》,巴迪欧一直将忠实主体置于主体问题的首位。在事件发生之后,忠实主体所面对的是一个即将来临的新时代,因此忠实主体从来就不是站在过去的立场来思考事件以及事件之后的未来,用巴迪欧的话来说:“忠实主体谋划的当下时刻就是一个真理的新时代。”

      巴迪欧的忠实主体的例子是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斯巴达克起义。在杀掉自己的主人巴蒂斯塔之后,作为事件的斯巴达克起义发生了,而作为奴隶,当然不只限于斯巴达克本人,这里的忠实主体是那些能够与这场如火如荼的奴隶起义运动广泛融合在一起的个体,在巴迪欧的意义上,他们与斯巴达克起义所创造的当下形成了合体(incorporation),他们融合起来的身体成为了斯巴达克起义事件的忠实主体(这个主体不是某一个参与起义的个体,而是那个共同参与起义的合体主体)。在这里,巴迪欧再次用数学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他将事件发生留下的痕迹记作ε,而拥有身体的个体记作C,但是由于奴隶的身体并非完全自由,而是受到了主人话语的阉割(参看拉康的《讲座XVII:在精神分析背后》中对主人话语的分析),则奴隶的身体是一个残缺的身体,即¢。在巴迪欧的解释中,不自由的残缺身体¢忠实于事件发生的痕迹ε,由于主动宣告了事件的发生,并在行为上对事件保持了忠实,因此他们的行为产生了一个新的当下状态,即π。这个公式可以写作:ε¢π巴迪欧解释说:“忠实运算的产物就是这个新的当下,它一点一点迎接着新的真理的到来。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这个当下的主体。主体忠实于痕迹,也就是忠实于事件,因为其身体的区分处在分数线之下,因而当下或许最终会得以实现,在其中,当下会在自己的光辉中逐渐浮现。”瑏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巴迪欧的忠实主体,即事件及其痕迹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是,这个新时代的降临需要建立在忠实主体对事件忠实的基础上,也只有这种忠实,主体才能真正引来一个不同的时代。例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主体对革命事件的忠实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新时代的前提,而共产主义新时代则是这个忠实于事件的主体的产物。

2.反动主体

      在有人对事件表示忠实时,也一定会有人对事件表示反对。在《世界的逻辑》之前,巴迪欧反对将那些否定事件发生的人或身体视为主体,但在《世界的逻辑》中,巴迪欧则认为他们也是一种主体,尽管他们并未对事件作出忠实的反应,但是这一类主体也对事件及其痕迹做出了相反的(尽管是反动的和负面的)反应。与忠实主体生产出新时代一样,反动主体也并非停留在旧时代中,而是在对事件痕迹ε进行否定的基础上同样创造了一个“新”时代,巴迪欧称之为反动性的新。巴迪欧说:“为了抵抗所谓的新事物,他们必然会创造一个与新事物本身相对应的抵抗的主张。从这个观点来看,所有反动的安排都是当下的同时代的事物,它抵抗着当下。当然,它绝对拒绝与当下合体。”不过,这种反动主体并不是独立的,并不像忠实主体一样可以独创性地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因为存在着一个他们绝对不能抹杀的痕迹,这就是事件在我们的世界中留下的痕迹,面对这些痕迹,反动主体往往是焦虑的,因为在原先的情势之中,他们并没有固定的说辞来言说事件及其痕迹,所以他们和忠实主体一样,也必须面对事件进行创造,尽管他们对事件的命名和创造是尽可能地诋毁和贬低事件的存在。

      巴迪欧同样以斯巴克达为例。在奴隶中,有一部分奴隶选择了加入斯巴达克的队伍,即积极地与他们所面对的当下合体。但是,还存在着另一些奴隶,他们没有选择加入队伍,而是选择了拒绝起义。他们为自己不参加起义编好了一套言辞,例如主人会改善他们的处境。然而,恰恰是忠实主体的起义导致了主人被迫改善奴隶的境况,所以这些拒绝起义的奴隶认为他们的言辞本身就是事实,而根本不愿意承认他们处境的改善恰恰是起义的结果。于是,他们在原先忠实主体的基础上对事件痕迹ε进行了否定,即ε,同样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当下,不过这个当下是之前完整的真理之当下的缩减版,是一个带有删除符号的π=,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反动主体的数学公式表达。这个公式表明,无论反动主体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当下,即π=,他对删减版的反动性的新的创造也是基于忠实主体基础上的。一个明显的道理在于,没有斯巴达克起义,根本不可能存在主人对奴隶状况的改善。因此,反动主体提供的是一个建立在忠实主体基础上的删节版或改良版的主体生产。

3.蒙昧主体

      除了对反动主体的概括之外,巴迪欧认为还存在一种特殊的主体,这种主体与反动主体一样,对事件的发生抱有敌意。不过,反动主体还是会面对事件,试图生产出一种否定事件的话语,以便生产出一个不同于忠实主体之删减版的当下。而与反动主体不同的是,蒙昧主体根本不打算面对事件,因为这种主体在巴迪欧看来具有最恶劣的主体态度,他们唯一的策略就是遮蔽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抹除事件发生的痕迹。由于对事件及其痕迹的抹除,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局面。空空如也的括号代表的是对事件及其痕迹的彻底抹除。这种主体的目的也不在于去生产一个新的当下,而是彻底地留存在固有状态的藩篱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卫道士,他们对固有状态的捍卫是前所未有的血腥和暴力,他们用彻底清除的方式抹杀了一切与事件有关的人和物,让事件的发生就像没有任何事件发生一样。

      这种主体就是蒙昧主体。蒙昧主体是一种超反动(ultra-réactionnaire)主体。它与反动主体的区别并非在于其反动的程度,而是在于行为选择的策略,反动主体无法回避的事件被他们彻底遮蔽了,没有事件成为蒙昧主体最根本的信条。当然,从蒙昧主体本身出发是无法完成对事件的彻底遮掩的,对于真正的蒙昧主体而言,也需要一个创造,但这个创造不是面对当下实际的创造,甚至不是一个删减版的当下的创造。他们所创造的是一个“完美而纯粹的超越性大写身体(Corpstranscendant)的显灵”瑏瑥,用一个蒙昧的神灵的大写身体来彻底否定事件的价值,不仅没有事件,而且没有事件的痕迹,在这个大写的身体面前,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被阉割的残缺身体¢不值一提,于是,我们得到了蒙昧主体的一个扩展版公式。蒙昧主体的特点是生产出了一个独特的大写身体C,其作用仅仅在于对事件及其与事件有关的任何人和事物的否定和遮蔽,也就是说,在大写的C面前,任何事件都是不存在的。他们不仅创造了C,也时时刻刻打着C的旗号恣意破坏和屠戮,试图消除一切与大写的C不一致的东西。这个大写的C实质上就是他们面对事件所生产的产物,尽管大写的身体C与事件绝对相背离,而且也是用来对事件进行否定的,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仍然是被他们主动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配得上“主体”之名,他们面对事件作出了他们应有的反应,尽管这个反应是对事件彻底的遮蔽。对于法西斯主义来说,大雅利安民族就是大写的C;而对于今天的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来说,也毫无疑问生产了一个大写的身体C。也就是说,一旦某些人面对事件,以一个大写的身体来否定事件的发生时,他们就成为蒙昧主体。在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圣像破坏运动成为了巴迪欧意义上的蒙昧主体的最典型代表。

      对于巴迪欧来说,《世界的逻辑》中所概括的三种主体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在事件发生之后,不同的主体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或忠实,或反对,或掩盖。在此,我们仍然认为,尽管巴迪欧的主体变成了三种主体,但实质上并未完全背离其在《存在与事件》中对主体所做的概括,三种主体全部都是在事件之后出现的。在事件之前,我们是不分忠实主体、反动主体和蒙昧主体的,就如同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我们不分保皇党、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和热月党一样。其次,任何一种主体都是稀缺的,无论是创造出面向未来社会之当下的π,还是删减版之当下的π=,或者是创造出蒙昧色彩之大写式身体的C,实质上都是极为稀缺的少数人,他们成为各派政治力量(或科学、艺术、爱)的中坚,并依据不同的策略实施政治行为。因此,三种主体都配得上称为主体,而这些内容构成了巴迪欧的主体理论的最新发展。

 

注 释

①②③ 陈越主编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361、366、366 页。

④⑤⑥[法]阿兰·巴迪欧 :《元政治学概述》,蓝江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52—53、 57、 58 页。

⑦ ⑧ ⑨ Alain Badiou,Théorie du sujet,Paris: Seuil, 1982,p.24,p.25,p.28. 

[10] Alain Badiou,L'être et l'événement,Paris: Seuil,1988, p.432. 

[11]  Alain Badiou,Le Réveil de l 'histoire,Paris: Lignes, 2011,p.90. 

[12][法]阿兰·巴迪欧 :《第二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 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23 页。 

[13] [14] [15] Alain Badiou,Logiques des mondes,Paris: Seuil, 2006,p.62,p.63,p.68.


文献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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