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乔喻:生产力概念:从斯密到马克思的思想谱系
2016-11-12   阅读人次: 882



生产力概念:从斯密到马克思的思想谱系

                                杨乔喻

我们知道,马克思首次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正式使用生产力概念,是在写于1845年下半年到1846年间,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与新世界观初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下简称《形态》)中。通过对马克思手稿笔记和相关德文、英文文献的考证,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一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劳动生产力”,二是德国社会主义者赫斯(Moses Hess)在对金钱异化的批判中提出的“共同活动即生产力”的观点,三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独创的“生产力理论”。我已经对基于德文语境中的后两个思想线索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历史生成关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所以在这里,本文将集中对斯密的劳动生产力理论进行探讨,以期说明马克思《形态》中的生产力概念如何在这一理论背景影响下发展为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从而更好地在思想史谱系的语境中把握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丰富内涵。
亚当-斯密第一次在理论上系统阐述生产力概念是在著名的《国富论》中,他明确提出了“劳动生产力(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r)”这一概念。在斯密以前,很多从自然法角度探讨经济学的思想家们,如巴本(Barbon, 1934, pp. 20-28.)、配第(Petty, 1690, pp. 54-62, 92-96)、洛克(Locke, 1692, p. 1, 29, 102)等,都涉及力量的讨论。他们所说的力量往往是大写的Power,只有同样大写的神、大写的人、大写的法和国家才拥有大写的绝对力量。自命尊贵的英格兰人将苏格兰人鄙视为“野蛮人”,但正是这个出生于苏格兰的“粗俗之人”,开始谈论人们为了维持吃穿住行、每天都在进行的生产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力量。斯密提出小写的物质生产力量,并将这种力量归功于社会等级中最为卑微的劳动,开创了描述现代性生产的经济学。斯密因此被誉为“经济学之父”。后人关于生产力概念的讨论,包括马克思在内,无不受到斯密的影响。
在《国富论》中,劳动生产力是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因为它与斯密讨论的主题——国家财富——息息相关。然而,斯密并未对概念本身下定义,而直接以先验(a priori)的方式使用,假设这已经是个不证自明,不需要划定界限、说明内涵的概念。在进入斯密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借助词源学,搞懂斯密认为大家都懂了的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r(劳动生产力)。
第一,劳动(labor)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活动,标志着人高于动物的特权,更意味着伴随人生的苦难。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违背神谕偷食禁果受到上帝的惩罚,从此,男人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女人“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The Bible, Genesis 3:16-17)在很多西方语言中,劳动都有劳作与分娩两重含义。可见,无论是为了个体的生存还是物种的延续,labor都代表着人无法摆脱的宿命与生活中痛苦的必然。马克思1840年代从人本主义逻辑出发最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带有原罪色彩,企图通过消除奴役劳动对人的异化,实现人原初的类本质。但他很快认识到,劳动即生活本身,真正出问题的并不是劳动,而是决定劳动具体功能性质的生产方式。对于经济学家斯密来说,劳动倒是从一开始就是个客观现实的东西,即当时以分工形式存在的手工劳动。斯密之所以关心劳动,也并不是出于道德原因,而是因为劳动在根本上是财富的源泉。
第二,productive来自动词produce,源于拉丁文producere,pro指向前,ducere意为指引。那么,生产并不是“创世纪”般无中生有的创造,而只是将已有的东西引导向前。由于带有明确的方向性,生产一词生来就带着历史的痕迹。然而,古人预见到的秘密却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才被真正突显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一次试图在理论上解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经济现象,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历史。马克思正是通过引入历史维度,才最终以生产为基础构建出诠释并批判现代性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
最后,理解生产力一词的关键在于“力”,无论是劳动还是生产,都是为了形容和限定这种力。Power并非可以量化的物理、身体的力(physical strength),而首先是存在(being首先是人和神,然后被延伸为以自然主体形式存在的国家、法等)所具有的能力,源于古法文povoir, 接近现代法文中的pouvoir。这种属于存在的力量,在自然法中是单数大写的Power,象征绝对的、先验的、自然赋予的权威。
在神学中,除了独一无二的上帝绝对力量以外,还有复数力量的存在。在天主教的天使等级序列中,排在第六位(共九位)的便是The Powers(权力天使)。(The Bible, Ephesians 3:10, 6:12)他们担负着良知、守护着历史。作为上帝的勇士,他们要与一切破坏良知和历史的邪恶势力斗争;作为人间的看护,他们负责监督权力在人类中的分配适得其所。“权力天使”的力量并不等同于制约型统治权威,那是下一等级The Principalities(统治天使)的角色。(The Bible, Ephesians 1:21, 3:10)“权力天使”需要通过与“统治天使”合作才能实现自己的职责,后者负责直接的统治,而前者负责维持人间的秩序、保障历史的发展。注意,“秩序(原文)”与“历史(原文)”将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生产力概念丰富内涵的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还需要记住的一点是,天使并不尽完美,传说撒旦(Satan)曾经是“权力天使”之首,却最终坠入黑暗,成为邪恶的力量。因此,在“秩序”与“历史”的背光处,总是同时伴随着“失序”。
在明确“劳动生产力”概念本身的词源学含义后,我们来看斯密是如何阐述“劳动生产力”的。总体来看,斯密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两点:
首先,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是分工发展的结果。 斯密是第一个系统讨论分工、并用分工解释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学家。原文中division of labor的逐字翻译应该是“劳动的划分”。生活在18世纪中后期,斯密所见证的是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因此,“劳动的划分”很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仍然以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生产中存在的分工状态:将原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过程划分为多个部分。在斯密特意举例说明的扣针手工工场中,一枚针的制作被分成18道不同的工序,由不同的工人分别完成,通过分工基础上的合作,生产的产量比同样数量的手艺精湛的作坊师傅单独工作的总量提高了数千倍。(斯密,1983年,第6页)从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描述,不难看出他在英文中使用的“劳动生产力”中的“力”(powers)为何是复数形式。
斯密虽然提到机器在分工中起到的作用,(同上,第8页)但在手工业生产的背景下,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工场组织形式中的手工劳动。1845年的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机会亲眼见到英国大型机器工厂的实际运作,却已经从拜比吉和尤尔 那里读到了由大机器构成的现代意义上的工厂系统。 在大机器生产中,人沦为机器的看守,分工的基础不再是手工劳动,而是由科学技术推动、可日夜运转的大型机器系统。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现实历史发展为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实证基础。斯密虽然没有预见到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他的劳动分工理论却为后世理解更为复杂的工厂系统与管理体系中的秩序奠定了基础。
斯密的分工思想还区分了狭义的劳动分工和广义的社会分工。他认为,分工不仅存在于某一工场内部,还存在于不同的制造行业之间。他还提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以及脑力劳动内部的分工。 这些有关分工的思想都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形态》中关于分工的讨论。《形态》中的分工,一方面承载了建构历史科学的功能,另一方面担负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功能。但由于尚处于理论建构初期,马克思当时对分工的理解不免存在偏差,甚至保留了哲学人本学的批判形式。也正是由于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情况,理解分工成为解读《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生产力概念的关键。
其次,围绕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斯密讨论了分工与交换之间的关系。斯密一方面用人类与生俱来的“交换倾向”来解释分工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强调交换与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作用。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摘录至此突然写下一段评论:批判斯密在分工与交换之间“循环论证”,用交换解释分工的产生,又用分工解释交换的可能。(Marx & Engels, 1981, p. 336)其实,斯密这里并不存在循环论证,因为斯密关心的并非孰先孰后或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二者与劳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在斯密的讨论中,推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因是分工,而交换的范围限制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斯密的问题并不出在这里,而是在于他提出的“交换倾向”这一说法上。虽然他拒绝进一步界定交换倾向是人的本性还是理性或语言能力的结果,(斯密,1983年,第13页)但这种说法本身却给了交换和分工一个含糊的人类学动因。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赫斯将这一问题极大发挥,把经济学上的交换直接哲学化为人类学上的交往,用抽象的共同活动取代现实的生产与交换活动。
德国学者Marco Iorio在Karl Marx – Geschichte, Gesellschaft, Politik(《马克思:历史、社会与政治》)一书中,专门讨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与古典经济学中劳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生产力概念是“以纯粹的量化和数学定义的概念”,是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态》中没有意识到,而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又重新启用的一个概念。(Iorio, 2003, p. 40)他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在《57-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大多情况下马克思是在经济学分析中使用劳动生产力,往往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紧密相连。在一些情况下,马克思甚至将劳动生产力与劳动效率相等同:“假定现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也就是说,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多一倍。”(马克思,恩格斯,1979年b,第298页)但问题在于,Iorio的判断并不符合斯密对劳动生产力的实际论述。我们在上文的分析中并没有看到任何量化的痕迹。实际上,斯密恰恰是在讨论劳动价值论、价格来源和分配原则等涉及量化的经济学理论之前,首先对劳动生产力进行了阐述。甚至可以说,劳动生产力是整个《国富论》关于如何增加和分配国民财富理论的客观前提。
综上,斯密的生产力首先是劳动的力量,并且,这里的劳动并非抽象概念,而有具体所指:分工条件下的手工劳动。单从这点来看,斯密的生产力描绘的确实是客观的经济现象,即劳动在现实中的具体存在形式。然而,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斯密的“劳动生产力”最终仍是“关于财富的理论”,其理论的最终落脚点是财富的分配和交换。在斯密看来,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终极目的是 “社会各阶级的普遍富裕”(斯密,1983年,第11页)。表面看来,这句话似乎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但实际上,英文原文a general plenty diffuses itself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ranks of the society说的是“普遍的充足财富将在社会各不同阶层间进行分配”。可见,斯密虽然提出劳动生产力,并用劳动分工来解释生产力的发生,但他真正关心的,是这种力量带来的财富如何在各个等级之间合理分配。至于劳动在本质上是什么,它的现有形式在人类发展中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斯密不关心的内容。
对财富的关注和对生产劳动的忽视,直接导致斯密理论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缺失:无论是分工还是交换,都变成现成的,非历史的。然而,生产力不只是劳动在现有生产方式中实现的能力,更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客观动力。这条重要的历史维度,将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生产力”概念的变革式发展与深化。
马克思第一次使用生产力概念,是在1843到1844年的“巴黎笔记”中。此时,刚刚开始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仍然站在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对人的奴役和异化。在其阅读的斯密、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频频出现的“劳动生产力”概念,并未引起他过多的关注,仅在引述和摘录过程中提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了清算旧哲学、创建新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决定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马克思 恩格斯,2009年,第513页 ),将问题域从经济发展落后而思辨哲学发达的德国,转移到了工业实践和理论均很发达的英国和法国。在全新的理论框架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分别从结构与历史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了科学描述。生产力在两种理论视角中均承担了重要职能,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背景主要是斯密,而不是李嘉图。
首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性表述中,马克思的生产力是个关系性概念。为了从结构的角度说明历史,马克思提出构成历史原初关系的四种共时性“因素”:第一,物质生活资料和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第二,由生产活动本身的需要引起的再生产;第三,人的生产与再生产,即生命的繁衍;第四,人们在上述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同上,第 531-533页)作为labor两重含义的“劳动”与“生育”,在这里变成了两种生产活动。词源学上意为“向前引导”的生产(源于拉丁文producere,pro向前,ducere引导),终于替代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劳动,成为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角度对历史的诠释。
通常观点认为,生产力是对前三种因素,即生活物质条件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概括,但马克思下面紧接着的一段话却表明,马克思恰恰是在第四种关系性因素的讨论中提出生产力。“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eine ‘Produktivkraft’)”(同上,第532页)当然,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赫斯的观点:共同活动即生产力。这里马克思加了引号的生产力。依我判断,马克思有两种用意:一是表明这一说法出自赫斯;二是强调自己观点与赫斯并不完全相同。从词义来看,共同活动的德文Zusammenwirken强调的并非活动,而是协作关系。我们知道,赫斯的共同活动是人本学上的交往关系,但马克思这时的出发点已经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进行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那么,共同活动就应该是在生产和劳动分工基础上结成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生产力观点离斯密的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劳动似乎是更近一些的。
然而,社会关系和物质联系都是较为笼统的概念,可以包括非常广泛的内容,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判断,这种用来规定生产力的关系到底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还是有具体所指。如果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关系,其中与生产直接相关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人与人之间通过技术和职能分工在生产劳动中结成的协作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产品分配或商品交换关系。显然,斯密的分工理论描述的是前者,赫斯的交往异化是对后者的哲学人本化抽象。从马克思强调“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同上,第533页)可以看出,马克思用共同活动同时指代上述两种关系。
并且,马克思此处生产力的德文是形容词性的Produktivkraft,有别于赫斯名词性的Produktionskraft,二者虽都从关系方面诠释生产力,但用词不同也体现出其中的差异:前者表示状态,后者强调历史。“共同活动是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同上,第532页)于是,在前三个生产因素的推动下,历史呈现为第四因素社会关系的不断更新。四重因素共同构成了对历史发展的物质结构性描述。结构的基础是生产活动,表层呈现出来的是关系。这样,关系不仅是生产力的重要内涵,也成为理解历史的关键所在。
在马克思对历史的结构性分析和生产力的关系性描述中,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然而,在人的社会关系的显性话语背后,还隐藏着另一种重要关系,即构成社会存在基础的物性联系。当然,越是追溯到远古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越为突显,物性关系也越为简单。随着工具的出现,分工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个被黑格尔称为“第二自然”,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的感性无法直观的“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并且,这种包括人在内的客观的社会存在本身也随生产方式的变革不断发展。在手工业生产中,我们仍能看到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协作,作为“手的延伸”的工具还不足以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到了机器工业时代,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直接的合作关系,人变为机器的附属,即工厂系统中的辅助性功能,物性系统取代人成为生产中的主导力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推新,这一系统还将变得更为复杂,实现更为精密的物性秩序,成为整个人造世界的统摄。可见,透过生产力的主体合作关系,我们在更深一层看到的是系统本身的物性秩序。并且,这种物性关系也随生产方式的变革呈现出历史的发展。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物质结构本身的秩序关系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和“历史现实”。
同时,必须澄清的是,在马克思宏观生产力的关系构成中,并不包括在资本主义的价值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生产关系。首先,生产关系是马克思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并不具有历史普遍性;其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构成存在质性差异:在生产关系层面,时间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在生产力的物性关系层面,时间表现为结构的秩序。我们在此划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概念界线,有助于更好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描述与当下批判两种视角之间的差别。
其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表述中,生产力体现为分工的发展。用分工来解释生产力,始于斯密。马克思在此沿袭了这一观点,并从个人和民族两方面说明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 恩格斯,2009年,第520页)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形态》中既要对历史进行宏观的科学描述,又要从中生发出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实际上,这两个任务并不容易在同一理论框架中实现。甚至,二者的结合容易导致马克思已经放弃的哲学批判思路的再现。《形态》中的分工便同时担负了双重责任:一方面,描述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私有制的替罪羊,成为当下批判的对象。因此,对生产力的历史考察以所有制的形式更替为线索,“分工的各种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同上,第521页)赫斯哲学上的交往概念也被保留了下来,用于描述一般的社会关系。我们这里主要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正面描述的方面,从历史维度把握马克思生产力的内涵。
马克思的分工主要有五种:最初的家庭内部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工业、商业与农业劳动的分离,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以及行业内部具体的劳动分工。在具体分析中,马克思分别说明了以上五种分工在每一历史阶段上呈现的变化。每一种新的分工形式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所有制形式的出现。在“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工场手工业的私有制——机器大工业的私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 的历史进程中,生产力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同样讨论生产力的阶段式发展,李斯特的分期标志是农业、工业和商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而马克思的标准是所有制形式的改变。虽然马克思将所有制形式、交往形式与生产方式相混同,认为“这些不同的(交往)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从而也是所有制的形式。”但我们在具体分析中,尤其是马克思对行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过程较为详尽的分析中,还是能够看到以分工为表现形式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中呈现的结构性变化。这为马克思深入经济学研究,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入口。
(愿载《哲学动态》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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